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和中小微企业协作配套作用。
自2022年5月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加快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工作推进会以来，全国各地的链长制建设步入了深水区。
2023年伊始，央企专业化整合密集而至，这背后是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而加快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仍然是2023年国资央企的重要任务之一。
根据今年1月份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部署，2023年国资央企将深入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聚焦战略安全、产业引领等功能，加快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积极开拓新领域新赛道，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发挥领头羊作用。
央企该如何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带着这个问题，《企业观察报》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曲永义。
曲永义表示，发挥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以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为中心打造产业链链长，形成区别于西方制造强国又超越其一般模式的产业链协调机制，是我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产业链治理模式的重要探索。此举有助于产业链上各主体深入变革，共建共赢。在数字经济推动产业变革背景下，以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为核心打造产业链链长，实现产业链上多种所有制企业协同发展，是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深入探索。
为什么要打造中国特色产业链
《企业观察报》：过去三年，疫情悄然影响着产业链和供应链。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提出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会对我国产业发展带来怎样的推动力？希望达到怎样的目标？
曲永义：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不仅仅是应对疫情冲击下产业链和供应链变化的现实选择，更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立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对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战略要求。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要求产业链链长更加主动地推动产业链相关主体形成共同信念和一致行动，围绕国家产业战略安全和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国有企业产业基础优势，引领整个产业链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加速促进产业链上下游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整合共享，守住产业安全的底线，增强产业链稳定性，提高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具体地说，产业链链长应努力达到以下目标：
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方向的引领者，联接政府与产业链上下游以及相关配套企业、科研院所等产业链各主体的重要载体，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要产品和设备突破、用户和渠道开拓，不断推动创新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加快形成产业链竞争新优势。
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基础能力提升的支撑者，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战略性全局性领域持续加大投入力度，积极承担事关国家安全和产业基础的重大任务，加快培育维护经济安全重点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巩固提升优势产业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打造形成更多国家科技战略和产业战略有效落地实施的重要载体。
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相关主体协同合作的组织者，其突出特点是能够整合调动产业链全链的资源要素，带动产业链各主体协同合作发展。特别是针对产业链协同创新中存在的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有效发挥产业主导力量，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管理能力，引领带动各类市场主体主动参与新型价值创造体系建设，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企业观察报》：中国特色的产业链协同模式应该具备哪些特征？
曲永义：中国特色的产业链协同模式，既具有一般经济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的普遍特征，也具有中国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的独特性。
普遍性方面，从二战后全球产业大分工来看，产业链龙头企业通过合约安排、标准制定和技术参数设定等多元手段实现对产业中其他企业的治理和控制，以此来保证对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的控制。
近年来，受全球环境和疫情影响，产业链逆全球化特征凸显，各国政府都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高到空前的高度，传统产业链龙头企业的协调和整合能力的降低，企业无法违背本国政府意志与他国自由贸易，政府正成为关键产业链的“链长”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美国为强化其在集成电路以及下一代信息技术的控制力，不断打压我国，并联合欧日韩等孤立我国，美国商务部企图成为其干预集成电路产业的“链长”；欧盟通过“欧洲电子芯片和半导体产业联盟计划”，探索以产业联盟作为产业链链长的实现机制；日本为应对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对我国的依赖，通过重建国内生产体系，推行“China+1”政策，经济产业省扮演了事实上的链长角色。
主要经济体围绕重要产业发展，均在一定程度上介入到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政府或者相关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产业链“链长”的角色，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跨国公司利用其市场力量形成产业控制力的新模式。
我国产业发展突出特点是具有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有齐全的产业门类和雄厚的产业基础。发挥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以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为中心打造产业链链长，保障产业链安全和构建非对称竞争优势，形成区别于西方制造强国又超越其一般模式的产业链协调机制，是我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产业链治理模式的重要探索。
央企等国有企业是承载国家意志的重要力量，是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实现载体。因此，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是维护国家产业安全和实现产业主导力的必然要求，是践行国有企业使命和响应国家战略意图的重要力量。同时，央企等国有企业也是产业系统和合作网络的核心力量，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来源。因此，担当链长是打造更有效、更深度合作产业网络的重要形式，也是强化我国创新能力和保障创新引领力的重要载体，是我国产业组织结构的独特构成要素。
在数字经济推动下，中国特色的产业链协同模式的突出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种所有制结构决定了我国产业链协同可以探索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既能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又能发挥民营企业以及各类市场主体的灵活性、创新性优势，推动产业链更高效协同。二是数字经济的先发优势为我国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数字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支持，使得产业链的协同更加透明、高效，有利于提升产业链协同效率；多应用场景，为不同产业、产业链内不同环节等协同发展创造新的条件，有利于进一步深化产业链内各主体的深度、有序合作。
中国特色链长制如何影响产业发展
《企业观察报》：中国特色的链长制对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会产生哪些影响？给产业变革会带来怎样的驱动力？
曲永义：中国特色的链长制，除了以上央企链长模式外，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围绕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集聚和提升，提出的促进产业链发展的“链长制”模式，主要是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机制解决在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中协同性不足的问题，目的是利用区域行政长官的资源配置能力形成对区域产业发展的精准、高强度、持续性支持。
早在2017年11月23日，长沙市就提出在全市各个省级以上园区设立22个产业链推进办公室，由20位市级领导担任“链长”，园区相关负责人、业务骨干和各市直部门、区县（市）选派的优秀干部88人组成产业链推进团队。随后，浙江、湖南、广西、湖北、广东、河南、江西、山东、云南等地均围绕本地主导产业或者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及区域产业集聚出台了“链长制”的相关政策文件，确立了由地方行政长官担任重要产业“链长”的工作机制。而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地探索“链长”以帮助协调连接产业链“断点”、疏通连贯产业循环“堵点”、化解与全球产业链断链脱钩风险，“链长制”在全国范围内得以迅速推广。
各地围绕促进产业链发展的“链长制”，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变革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一是各地特色产业、主导产业进一步突出，有利于各地聚焦本地资源促进优势产业发展。从各省市以及代表性城市构建产业链链长顶层设计来看，除山东省由地方龙头骨干企业担任产业链链长以外，其他都实行的是以地方政府主要领导担任产业链链长或群长，发挥政府的行政资源支持优势产业发展。
二是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有序加速，有利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快速发展。从各地对链长产业的选择来看，主要基于前瞻性、牵引力、关联度等指标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链长工作将进一步推动地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升级。
三是有利于精准化、专业化、系统化支持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从各地设立链长制的体制机制设计来看，均构建了相对完整的体制机制以保证链长制这一创新性制度的落地。例如浙江的“一链一服务团”、江西省的“五个一”工作模式、湖北省的“七个一”工作模式等，形成对产业发展的全方位支持，包括制订规划、出台政策、打造平台、培育龙头企业、打造招商队伍、设置专项基金、引入外部专家等各项涉及产业发展和区域发展的系统化工作方案，有利于形成对各地产业的有效支持，促进地方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企业观察报》：中央企业成为链长的基础和意义表现在哪里？
曲永义：在条件方面，中央企业通常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核心环节，掌握了大规模战略性市场，同时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规范的管理机制，这都是中央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具有的良好资源和能力基础。特别是作为中国科研投入、产出和研发平台的重要主体，中央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实现国产替代、破解“卡脖子”技术等方面发挥主导力量，为保障国家安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而且，中央企业是整合和协同上下游、带动各类创新主体构建创新网络和生态的核心力量，为自身打造产业链链长、驱动产业创新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央企业作为产业链链长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现实意义：一是能够对产业链中的其他企业提供激励来促进产业链协同。例如，可通过提供订单等方式来牵引上游企业积极性投资，或者通过供应链融资方式来解决其他企业的资金约束。二是能够对产业链中的其他企业予以有效协调来促进产业链协同。例如，为供应商提供大规模市场或产品开发承诺，牵引产业链在特定技术路线开展协同研发或产业化。三是能够对产业链中的其他企业提供公共物品以促进产业链协同。例如，为其他利益相关主体提供共性技术或产业基金，以弥补创新系统的结构性缺失。
央企如何成长为现代产业链链长
《企业观察报》：中央企业参与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应该从哪里切入？有哪些优势与挑战？
曲永义：中央企业参与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应从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现实问题出发。具体来看，可从如下几方面切入：
一是无论从自身能力出发，还是从竞争需求出发，链长企业都有条件成为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发展“杀手锏”技术、保障产业技术安全的中坚力量。
二是要成为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的核心载体，发挥链长企业自身优势并带动外部创新主体针对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短板”，协同开展全产业链补链强基。
三是作为保障供应链稳定韧性的核心企业，在自身处于的供应链枢纽位置行业领域内，维持战略性产品和民生必需品供需平衡，协同产业链上下游供应商有效应对产业环境变化冲击。
四是作为战略性产业的重要牵引力量，作为试验性用户和领先用户，以规模化、前瞻性、创新导向的市场需求牵引国内产业链，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链成熟壮大。
五是当好产业链国际化的先行者。利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重塑时机，发挥链长的“出海”优势，不仅自身产品和服务进入海外市场，而且要把产业链向海外延伸，创新合作平台向海外拓展，使中国标准走向世界。
六是作为产业共性技术缺口的补足者，既要肩负着共性技术研发的公共使命，又需要掌握在竞争中实时形成的、有关前沿技术产业化方向的市场需求，这就需要链长企业牵头建设高水平产业共性技术平台、加快产业共性技术研发与扩散应用。
七是作为产业转型尤其是数字化变革的引领者，在自身具有市场规模优势或领先技术优势的领域内，链长企业有条件成为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转型、构建国产应用生态、实现全产业数字赋能、打造高质量产业共同体和现代产业集群的龙头力量。
中央企业可通过链长建设工作强化与其他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协同发展，并在此过程中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纵深发展。
《企业观察报》：央企如何通过战略性重组或专业化整合推进“链长制”体系，并发挥产业链引领作用？
曲永义：战略性重组或专业化整合是推进“链长制”体系的重要方法，尤其是发挥需求牵引、创新供给、人才供应、资本支持等方面的功能，有效引领产业链中的其他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到完善产业链的过程中。
一是发挥规模化需求优势，构建需求导向、创新导向的竞争选择机制，激发各类主体填补产业链空白，并进一步推动终端用户持续提供对标国际技术前沿的产品需求与技术机会，形成对产业链资源的高效整合。
二是发挥创新资源供给优势，牵头建设产业共性技术平台，组织带动共性技术研发，组织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援服务和成果转化支持，形成对产业链创新资源的有效供给和支持机制，牵引全产业链创新能力的提升，也形成对全产业链的有效影响力。
三是发挥人才优势，探索平台技术人才和链长企业技术人才采取以柔性方式支援中小企业创新的新模式，减少中小企业在技术人才、设备购置等方面的一次性固定投入，降低中小企业在专业领域内的创新成本，形成以人才密织产业联系，促进产业内各主体的高效交流和深度合作。
四是发挥资本优势，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风险投资等多种方式，一方面积极参与和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专注于“卡脖子”以及一些细分领域的突破和发展，另一方面吸引社会资本对其进行投资、提供管理咨询和技术支持等服务，夯实企业的资源供给能力并提高其经营管理水平。
链长如何链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企业观察报》：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成为可能。这种结合如何落地？中央企业在其中的作用和价值应该从哪些方面体现？
曲永义：以央企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典范，是解决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在产业链治理方面“失灵”的正确选择。中央企业作为介于政府直接干预和市场机制之间的第三类“协同力量”，可以从产业链治理中的特定“失败”问题及其背后的理论机理出发，明确并落实中国情境下有效解决不同“失败”问题的具体途径，由此承担起现代产业链链长功能。
针对激励失效问题，链长企业可通过破解“卡脖子”技术瓶颈、带动基础软硬件突破、协同供应链稳产稳供等途径，在承担自身社会责任的同时，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市场激励或金融激励，提升全产业链主体从事高“外部性”活动的激励水平，从而保障产业链在“卡脖子”技术、基础软硬件、战略性商品和民生必需品供给等方面的安全水平。
针对协调失当问题，链长企业可通过强化战略性需求牵引、统筹全产业链国际化等途径，对内创造规模化创新市场，牵引新兴产业链发展壮大；对外整合全产业链国际化力量，带动上下游生产和服务企业一揽子“走出去”，从而推动产业链创新水平和竞争能力提升。
针对系统失败问题，链长企业可通过牵头建设高水平产业共性技术平台、建立健全产业共性技术扩散应用机制等途径，弥补当前创新系统中存在的公共创新产品供给不足问题，提高公共创新供给水平和扩散速度。
针对决策失灵问题，链长企业具有更直接、全面的信息和决策优势，通过快速反应和科学决策，推动产业链产业整体性转型，推广适合中国情境的新模式、新应用、新机制，从而打造高质量产业共同体和现代产业集群。
《企业观察报》：要精准地实现强链、补链、延链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在央企实践中是如何体现的？
曲永义：首先需要中央企业能够对产业链精准把握和科学识别，形成有序的产业分工和产业发展图谱，并以此来构建产业发展的协同平台，激励产业链各类主体积极参与和有效合作，形成从蓝图到行动的有序落地。
例如，中国一汽联合兵装集团、东风汽车成立中汽创智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打造成为前瞻与共性技术协同创新平台，聚焦智能底盘、绿色动力和智能网联三大领域，实施新能源智能网联等八大共性技术突破工程，强化智能汽车的产业链根基。中国电子聚焦绿色安全计算产业链，构建PKS“中国架构”；飞腾CPU与国际主流产品性能差距缩小；麒麟操作系统信创市场占有率达85%，产业链“短板”不断得以补足；中国宝武聚焦绿电制氢、近终型连铸连轧、二氧化碳碳捕集和封存、资源化利用等低碳创新重点方向，着力突破关键技术，引领全球钢铁业绿色低碳技术发展；中国商飞建设大飞机创新谷，搭建大飞机创新资源集聚平台；中国船舶建设青岛海西湾造修船产业集群，瞄准“造船与修船结合、总装与配套结合、产学研结合”等，提升了产业集聚发展水平，同时带动产业链中相关主体创新发展。
《企业观察报》：在“现代产业链链长”的发展中，还需要哪些支持，如政策等？
曲永义：现代产业链链长作为地方和央企的自主行动和主动担当，已经探索出一些成功经验，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政策上的制约，建议下一步强化对产业链链长尤其是中央链长企业的政策支持。
一是将中央企业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作为国务院国资委管理和监督中央企业的核心职能之一，根据不同中央企业的技术经济以及安全风险特征，在现有分层分类改革的基础上，关注链长企业的产业发展属性，推动中央企业在基础研究探索、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平台打造建设、创新生态培育等方面扮演新的角色。
二是加大对链长企业的支持，尤其是加强资金的支持。对于产业链链长及相关企业，增加相关资金预算，相关资金由链长及产业链中的相关主体自行统筹，并放宽审批条件，加快审批速度。
三是鼓励链长企业打造产业链平台或者产业联盟，成为链长企业与国内乃至全球产业网络中企业市场主体、创新主体沟通协作的平台。支持中央企业主动融入全球创新和产业网络，加大联合研发力度，设立全球研发中心，推动企业研发机构“走出去”，吸引研发人员和研发机构“走进来”，促进全球科技要素的整合利用。
四是支持链长企业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立足中央企业作为链长企业在产业、用户、数据、场景等方面的优势，大力推进工业大数据、物流大数据等产业数字化平台建设，加快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赋能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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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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