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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克亮:期待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评论: 0 | 发布者: wangxing |来自: 企业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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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 崔克亮

2018年2月28日晚发布的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公报称,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同意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部分内容按照法定程序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全会提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此次改革的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装力量体系,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推动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行动、增强合力,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2018年恰值“戊戌变法”12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此番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可视为执政党献给改革开放40周年的第一份大礼。

据统计,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以来,大的机构改革主要有六次:1982年,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1988年,国务院部委由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从22个减为19个,非常设机构从75个减到44个;1993年,国务院各部门从原有的86个减少到59个,人员减少20%;1998年,国务院不再保留的部委有15个,新组建4个部委,有3个部委更名,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2003年,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改由28个部门组成;2008年,新组建工信部、交通运输部等5个部委,国务院组成部门改革为27个。

以前的机构改革,一般被称为“国务院机构改革”或者“政府机构改革”,但此次被称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显然,其涉及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重,恐远非前六次机构改革可比。

在笔者看来,此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既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机构改革的延续、拓展和深化,更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面对中国长期发展中积累的沉疴,欲以更为纵深广远、更为刀大力沉的改革举措革除积弊、续写繁荣的“利器”之举。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我们习见的语言表述,就是要为“啃下”中国今后改革中的“硬骨头”、驱除中国发展中的“拦路虎”,提供集中统一、坚强高效的组织保障。

40年的改革开放,重塑了中国的面貌,铸就了非凡的伟业。但是,毋庸讳言,其间也存在一些“短板”,积累了不少问题,比如:权力寻租而致腐败蔓延,权贵资本主义滋生;国民未均衡分享改革发展红利,社保体系不健全,保障水平不高,贫富分化加剧;经济与社会发展极不均衡,医疗、教育、人文等领域短板明显;资源环境遭致巨大破坏;国民信仰和社会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等。至于经济领域,也长期存在产业结构不优、增长方式粗放、发展质量不高、金融脱实向虚、房地产畸形发展等问题。

为解决这些带有系统性、全局性的问题,中共十八届以来的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的新发展方略,先后出台了两个重大决定——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上述两个重大决定和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及方案,恰似三足鼎立,构成了“中国新时代”重启改革的三座基石。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提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为一套提出了336项具体改革举措的优良的“顶层设计”,时至今日,已历四年有余,需要对其“落地生根”的情况做进一步调查评估;《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虽然在在申明“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然而,依法治国要真正成为不折不扣的法治实践,也殊非一蹴而就的易事。

也许,正是鉴于深化改革、依法治国的“知易行难”,《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才应运而生、应时而至。

这三个重大决定之间蕴含的逻辑关系应该是,欲使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还需有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深化做强力推手;而要使“改革推手”在“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时不致恣肆妄为、迷失方向,仍须时时以法治之缰导之以正。

“两会”开幕,《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示人在即,我们有理由对此报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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