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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哈佛中国史》漫谈

评论: 0 | 发布者: qianxinyao |原作者: 羽戈 |来自: 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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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直译为“帝制中国史”或“中华帝国史”,前者更准确,后者更大气。而今使用“哈佛中国史”这个译名,则与名闻遐迩的剑桥中国史、讲谈社中国史等一脉相承,遥相呼应;而且对中国读者来讲,“哈佛”二字好歹也是一个营销的噱头。事实上这套书与哈佛大学的关系,仅限于出版社这一节:其英文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舍此而外,丛书四位作者,只有卜正民一人与哈佛沾亲带故,他在哈佛拿下了硕士与博士学位,师从孔飞力。有人一厢情愿,以为这套书由哈佛大学的教授所撰写,不啻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相比含糊的“哈佛中国史”,“帝制中国史”的译名则可清晰告诉读者它所书写的对象和时段。帝制即皇帝制度,在中国的历史,始于公元前221年秦朝一统天下,终于1912年清帝逊位,共和落地,前后超过两千年。这段漫长的历史,我们习惯称之为“封建社会”,严格说来,这是政治概念而非学术概念。无论参照西方对封建的定义,还是中国古代对封建的定义,这两千余年都与封建无关。在中国,封建最原始的定义,指封邦建国,天子以爵土分封诸侯,共治天下。照此说来,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本来极短,从西周起步,至战国结束。待秦朝开国,中国进入皇权社会、帝制社会或专制社会(顺道说一句,我们习惯说“封建专制”,实则封建与专制不可连用,如果一个国家是封建社会,权力分封于地方,那么则不可能是专制社会;反之,如果一个国家是专制社会,权力集中于中央,那么则不可能是封建社会),哈佛中国史便由此写起,从“早期中华帝国”,途径“分裂的帝国”“世界性的帝国”“挣扎的帝国”,直到“最后的中华帝国”。千古兴衰,一书读罢头飞雪。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世界性的帝国:唐朝>>,陆威仪著

哈佛中国史共计六卷,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一人承担三卷,从秦朝诞生写到唐朝灭亡,纵横千载,气魄恢宏。
  
其实在这帮作者当中,论名头和成就,他大概是最小的一个,那么何以被赋予这等重任呢?说起来倒也好玩。丛书主编卜正民(Timothy Brook)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曾谈及此事:为了避免合著通史的弊病,他计划每卷只请一位作者,“我花了近一年时间,找到了陆威仪、迪特·库恩和罗威廉一起合作。这套书原计划出版五卷。我请陆威仪写秦汉卷时,他表示,他想阐明的观点在南北朝时期也有所体现,所以我同意他再写一下南北朝。后来我们又决定单独写一卷唐朝历史,但找不到特别擅长这方面的学者,陆威仪表示他也可以写,于是他一个人写了前三卷。他的效率特别高,三卷都按时完成了。”
  
如果说卜正民找陆威仪写秦汉史,证明眼力尚可,让他写南北朝史,可谓人情难却,再请他写唐史,则属病急乱投医,最终导致哈佛中国史的品质被拉低一个档次。大体而言,陆威仪这个人,见识和视野都没大问题,可惜基本功不足,以他的中国史积累,至多只能写秦汉一卷——这一卷已经不无硬伤,而且一些论调貌似精辟,实则缺乏历史依据,纯属悬空立论,这则是治史之大忌——试看他写的南北朝史和唐史,或者言不及义,或者错谬百出。
  
拿<<分裂的帝国:南北朝>>第二章来说,称“……曹操将汉献帝送回自己的大本营徐州”(第32页),“徐州”应为“许都”;“刘备针锋相对,宣布他所建立国家的国号为蜀”(第34页),“蜀”应为“汉”;“……曹操发明九品中正制来解决这些问题”(第37页),九品中正制是陈群的发明,出现在曹丕执政时期,曹操的用人风格,与九品中正制恰好相反;“摄政王曹爽……”(第46页),曹爽曾被封假节钺,论权力,与摄政王还有一段距离,何况三国时期并无摄政王之说……
  
有些硬伤,也许可推到翻译头上,不过像九品中正制这样的子冠父戴,以及随后一厢情愿的诠释,足见作者历史学功底之浅薄。话说要判断作者的功底,还有一个方便法门,即看引用的书目。陆威仪写秦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俱在列;写南北朝史,三国两晋自然要谈,检索注释,却无一处直接引用<<三国志>><<晋书>>等,他倒也老实,第二章注释27引用<<三国志>>,特地说明“引自司白乐<<拟古:中国早期人物画中的审美与社会主题>>”(第264页),第三章注释5引用<<晋书>>,特地说明“引自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266页)……在此我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陆威仪恐怕未尝读过<<三国志>><<晋书>>等原著,仅仅凭借二手史料,便敢写南北朝史,只能说艺高人胆大。
  
既然吐槽到这一步,不妨说开了去。就我所见,外国人写中国史,所存在的硬伤,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而非有与无的问题。哈佛中国史最好的一卷,无疑是主编亲自书写的<<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卜正民精通明史,不过书中引用<<大一统颂>>,句读还是出错了:
  
大明天子驾飞龙,
  
开疆宇定,王封江汉远朝宗。
  
庆四海车书会同,
  
东夷、西旅、北戎、南越都入地图中。
  
遐迩畅皇风,
  
亿万载时和岁丰。(第27-28页)
  
正确的句读应是:
  
大明天子驾飞龙,开疆宇,定王封。
  
江汉远朝宗,庆四海,车书会同。
  
东夷西旅,北戎南越,都入地图中。
  
遐迩畅皇风,亿万载,时和岁丰。
  
我没有读过英文版,不知原书是否有句读,因此无法判断这处错谬到底是作者还是翻译的责任。不过这本书的译笔非常棒,译者的历史功夫比一些汉学家更值得信赖。
  
再举一例。讲谈社中国史十二卷,我以为最佳之作应是第六卷;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作者曾担任日本唐代史研究会会长,堪称权威。然而,即便是权威,依然出错。此书第五章写唐代的女性,谈到唐朝后半期几乎没有设置过正规的皇后:“其中像宪宗的郭妃这样的妃子,其父是重臣郭子仪,其母是代宗的长女……”这一句话竟错了两处,郭妃的父亲叫郭暧,爷爷才是郭子仪,母亲升平公主,是不是唐代宗的长女,则成疑问(一说次女,一说四女)。这里的人物关系,并非僻典,郭暖和升平公主,都是名人,当然他们的成名,与历史关系不大,而有赖一部戏剧:<<打金枝>>。
  
<<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迪特·库恩著
  
读哈佛中国史,至第四卷,才能松一口气。其实迪特·库恩(Dieter Kuhn)这本书谈不上十分出色,只是在前三卷的铺垫之下,读起来相当舒畅。另外,我读此书,不由会拿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讲谈社中国史第七卷)一书作对照。后者给朱熹的戏份实在太重了,譬如谈1130年的史事,特地提到这一年朱熹出生,“这个名叫朱熹的小男孩,对我们来说,其重要性超出本书迄今为止登场的所有人物。”对朱熹的浓墨重彩,导致整本书极不协调,好像患上了偏瘫;相形之下,前者的一大优点,即面面俱到,无甚偏私,全书十二章,涵盖了宋史各个面相,另一个优点,则在细节,库恩擅长物质文化史与科技史研究,他写宋史,在这些方面大有发挥,譬如书中写道,宋朝男人留胡子,大多留八字胡和山羊胡,上流社会的男女,晨起后洗手、洗脸,不是直接用水,而是把草药皂液倒入水盆,然后再洗……这样的细节,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大长见识。最后还得感慨一句: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影响未免太大了——我看见库恩这本书的副题,第一反应便是“唐宋变革论”——对唐宋史研究者而言,不论赞同还是反对,都无法置之不理,这说不清是福音还是悲哀。
  
<<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卜正民著
  
历史写作,常常面临一种困境,借用王国维谈哲学之言,叫“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所谓可爱,就是好看,历史书要写得好看,必须会叙事,会讲故事,但是,一旦故事讲多了,不免影响可信度,所以说可爱者不可信,反之亦然。第一流的历史写作,通常善于在可爱与可信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就这一点而言,我心中的典范之作,首推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与孔飞力齐名的史景迁,显然过于可爱)。卜正民乃是孔飞力的弟子,他的书,一向兼具可爱与可信,大有乃师之风。要做比较的话,论思想深度,徒弟不如师傅,论书写的形式感,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这本<<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形式感非常好,读来有如过电影。当然,作者过于追求形式感,终将导致其实质内容有所欠缺,有些人读完这本书,估计还是没有弄清楚元明史的脉络。
  
此书最鲜明的特色,在于从气候的角度切入元明史研究。从元朝开国到明朝亡国,恰好与小冰河期相吻合。卜正民将元明时期的灾难史,总结为“元明九渊”,渊是深渊之意,在此作为灾难的隐喻。“九渊”对历史的影响,在明朝末年表现最为突出。譬如卜正民所命名的“崇祯之渊”,原来崇祯执政十六年,半数以上年景都爆发了天灾:大寒、饥荒、瘟疫、蝗灾、旱灾……大明国运,本已沉沦,这些灾难,是不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呢?由此来说明朝之亡,关于其原因,数百年来聚讼纷纭,而且有些说法,彼此对立,最著名的莫过于“明亡于阉党”与“明亡于东林”,以及“明亡于崇祯”与崇祯死前感慨的“朕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对此,卜正民有一个精辟论断,大意是:历史不是单选题。如果你执意去寻找一个答案,那么在看到部分真相的同时必将失去更多真相。所以这本书虽在大谈气候,却未陷入流行的气候决定论的窠臼。


卜正民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罗威廉著
  
罗威廉(William T. Rowe)成名已久,他的<<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还有写汉口的两本书,在业内有口皆碑,皆是佳作。我一直以为他的历史研究偏向城市史,不料写起清朝通史,竟也头头是道,这本<<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脉络之清晰,甚至是哈佛中国史之最。至于其问题,第一,作者并非专攻清史的行家,在史料占有方面毫无优势,一来不够博,二来不够深,故而一些见解流于浅薄或人云亦云;第二,作者对雍正皇帝过于偏爱,譬如称雍正直率、宽厚,能够听从臣下的意见,“以一种共议、务实的精神行事”,并将雍正的严酷诠释为“无论代价高、反对者众,仍执意将官僚体制合理化、将帝国控制集中化的那种顽固意志”,这些论调难免令人瞠目结舌。书中还提到曾静案,雍正与乾隆的处置方式正好相反,作者以此抑乾隆而扬雍正,事实上,雍正释放曾静与乾隆处死曾静,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案件本身便是悲剧,怎么处理都成问题。史景迁<<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写到这一节,其论调鞭辟入里:“今天,我们不妨说雍正、乾隆皇帝父子都下了一着错棋。一个皇帝以为,只要将所有的诽谤公之于天下,就能澄清事实,谣言自灭,而子孙后代亦将因其坦荡诚实而尊崇他的英名。可惜,他的子民只记住了流言蜚语,而早已将这皇帝的恳切自辩忘得干干净净。另一个皇帝相信,只要将<<大义觉迷录>>荡涤殆尽销毁,就能让父皇英灵以此安息。然而,天下芸芸众生就是怀疑毁书的惟一理由是其中透露了太多的真相。”
 
(编辑:钱馨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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