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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基建”战略及国企的使命

放大 缩小

作者/李锦


当前,“新型消费”“新型基建”已经摆在突出位置。为了推动经济复苏,各个地方政府密集公布了2020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截至3月10日,有25个省区市公布了未来的投资规划,2.2万个项目总投资额达49.6万亿元,其中2020年度计划投资总规模7.6万亿元。同时,从2月3日后的一个月,仅中央层面就至少6次部署与“新基建”相关的任务。显然,50亿投资的局面已经形成,一个大战略已经实施。


我们国家通过疫情更看清楚了前行的方向,并不只是怎么战胜疫情、消灭病例,而是在谋划疫情之后,怎么能使国家在绝境中奋起。我们不打嘴仗,中国干好自己的事,一件事一件事地谋篇布局,一步一步地努力。而这个谋篇布局里,承担者、组织者、实施者、施工者,首要的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责任重大,要首先觉悟,转变理念,走在前面。


何为“新型基础设施”?为什么要“新型基建”?“新型基建”内容与任务是什么?怎样正确认识“新型基建”与“四万亿”投资的区别?用什么标准来检验“新型基建”的效益?企业如何行动,使这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运之战,减少风险,稳健而有效进行? 现在,就这些问题提出看法,与大家交流。


“新型基建”概念的提出 学习理解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思想


“新基建”的全称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它并非首次提出。我们可以疏理一下,官方表述“新基建”概念最早是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谈及2019年工作任务时,会议指出“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个词出现时,定位是四项。


3个月后的2019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加快5G商用步伐和IPv6(互联网协议第6版)规模部署,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融合应用”。这里仍然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个词。


2020年开年的首场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推进智能、绿色制造。投资与消费既相互制约又互为条件,要实现经济的增长,两者要相互促进,互不可缺。会议提出,要出台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这是从政策层面表态。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会议密集召开是2020年的事情。这场疫情在延缓中国5G网络建设和用户发展的同时,也让国人第一次大范围地感受到5G+多种新兴技术所带来的效率提升,5G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发展的步伐有望加速。到了2月,中央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按下“快进键”。从2月3日到3月4日,30天时间内,仅中央层面就至少6次部署与“新基建”相关的任务。


2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加快释放新兴消费潜力,积极丰富5G技术应用场景,带动5G手机等终端消费,推动增加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网络教育、网络娱乐等方面消费。


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一定要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在全力抓好疫情防控时,统筹做好“六稳”工作,其中特别提到要稳定居民消费、发展网络消费、扩大健康消费。


2月14日,中央深改委12次会议强调,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为导向,统筹存量和增量、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2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积极扩大有效需求,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发挥好有效投资关键作用,加大新投资项目开工力度,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加大试剂、药品、疫苗研发支持力度,推动生物医药、医疗设备、5G网络、工业互联网等加快发展。


2月23日,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指出,积极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快在建和新开工项目建设进度,加强用工、用地、资金等要素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费、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成长潜力。要以此为契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系统的阐述出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3月4日召开的会议上。对新型基建有一个177字的段落:“要把复工复产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使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回补。要选好投资项目,加强用地、用能、资金等政策配套,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是这段讲话的主题词。涵盖四个方面,一是为什么要搞新的投资,二是哪些消费内容,三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三大任务,四是这次“新型基建”的主体是国有企业,提醒不能忽视民间投资,是重视社会资本,也是重视市场的因素。


这段讲话,不仅是工作部署,更有一个强大思想支撑,就是消费主导的思想,由“新型消费”决定“新型基建”,这是灵魂。要逐渐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格局,就必须在这之前坚持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新型基建”是适应“新型消费”的必然选择。或言之,是“新型消费”促进新型投资。“新型消费”是逻辑起点,也是逻辑终点。这一系列讲话,给出了拉动内需、发展消费的明确方向,更是一个重大战略的部署。


为什么提出“新型基建” “新型消费”的现实需要与历史意义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刻。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是当前中国经济布局的重大部署。


所谓“新基建”,全称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老基建”指的是交通、邮电、供水供电等传统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和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的建设。而“新基建”主要是着眼于前沿科技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幸福感的新型基建投资。


新型基建的主要范围与内容包括以下三项:


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基建投资仍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稳基建能更快起到托底经济的作用。


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是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属于急需,也包括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基础设施,是长期消费。疫情反映了我们存在的短板,补短板是比较明确的投资方向。


新的投资领域主要包括: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这些领域是兼顾短期刺激有效需求和长期增加有效供给的最佳结合点。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建设中具有新的使命和特征,分别从近期、中期、长期来看,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新型基建”投资,是防疫情稳增长的有力抓手,尽快降低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经济增长要保证5.5%-6%。尽快降低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推动经济恢复正常轨道,给予总需求一个回弹力,有助于稳增长、稳就业,为疫情后中国经济恢复打下的强心剂。疫情后,要推动经济恢复正常轨道,要通过需求端的率先复苏,带动生产端走出困局。要能够对冲疫情影响,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化。


新型基建,有利于传统基础设施与新型基础设施交叉交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加快发展新型基础设施,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新型基础设施除了满足智能技术开发和智能产业发展,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智能化水平外,还负有重大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实现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跟上并满足智能时代发展对基础设施的要求。


新型基建,有利于高端要素投入,为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新动能。5G和人工智能等硬的“新基建”与医疗和社会管理等软的“新基建”,适应了互联网化和数字化的需求,有助于培育经济新动能,不用担心未来形成落后的过剩产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同于传统基础设施的土地、资源要素投入,可以拉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人才和知识等高级要素的投入,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提供需求载体,为我国以创新为驱动的经济转型提供动力。


新型基建,有利于占领全球产业竞争和投资布局的战略高地,奠定增强全球竞争力的新基础。全球经济发展历史,已经完成的三次工业革命都是以相应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标志和必要条件。经过由蒸汽机推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由内燃机和电力驱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由计算机和通信技术推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全球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初始阶段,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以数字化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正在成为全球产业竞争和投资布局的战略高地。我国第一次作为原发性国家,与发达国家一起站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的同一起跑线上,大力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增强竞争力。


新型基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我国经济的结构优化效应和投资带动效应。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进入或越过峰值,投资建设的边际收益已经趋于递减,以“铁公基”为代表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虽然短期内仍然能够起到一定扩大内需作用,但对我国的经济结构优化作用已经有限,同时还会带来一定的债务和金融风险。在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发展已经取得广泛共识的背景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为数字经济的增长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基于边际收益递增的新一轮增长,对我国经济的结构优化效应和投资带动效应都是非常显著的。


“新型基建”新在哪 “新型基建”与“4万亿”的区别


搞“新型基建”与“4万亿”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2008年开始的4万亿强力刺激,让我国经济从次贷危机的低谷中明显复苏,有效对冲了次贷危机的冲击,实现了稳定增长。但这轮强刺激带来的产能过剩加重,通胀及资产价格上涨等副作用也非常明显。在这方面,“新型基建”与“4万亿”投资有五个“不一样”。


内容不一样。“新型基建”是新的领域,新兴产业,有新的市场需求,引领不断升级的强大消费市场,而“4万亿投资”是建筑工程。此次疫情防控期间,数字经济撑起了一片天,从远程办公到在线课堂,从线上消费平台到无人商店,从无人机扫码到使命必达的物流战场,从智能护理、送药机器人到远程医疗……新产业新模式增强了中国经济的抗冲击能力。本质上是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此次“新基建”包含7大领域: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5G基站建设、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这些既是基础设施,又是新兴产业,一头连着巨大投资与需求,一头牵着不断升级的强大消费市场,是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而2008年末四万亿投资集中在铁路、公路、桥梁、桥梁、航空等建筑工程。


背景不一样。“新型基建”是主动性的,是投资计划之内的,而“4万亿投资”是计划外的被动投资。一个是着眼于长期规划,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这次的基建,不是单纯的机械式刺激计划,而是一个早就规划好了的大规模建设计划,多数都在各地的投资计划之内,不过在疫情影响之下有所加强,一些地方加快了推进速度,一些投资项目提前到2020年开工。而2009年的4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是为了单纯的应对危机,是一个很被动仓促的行动。


节奏不一样。“新型基建”将会保持节奏,持续稳定发力,而“4万亿投资”急放与急收都加大经济波动。目前传说的50万亿看起来很多,但是未来五年的累计投资。“新型基建” 不会一时用力过猛,也不能因为经济短期复苏就急忙撤出。这样方能给各方稳定预期,保证经济增长的平稳。而2008年末4万亿的强力推出,在2010年4万亿的快速退出,让之前的乐观预期落空,不少在建产能还未投产就已过剩。而货币政策的迅速收紧更令企业雪上加霜。这种强力刺激政策的快放快收打乱了市场预期,人为增大了经济的波动。


逻辑不一样。“新型基建”,更多依赖“消费型”投资,而“4万亿投资”刺激“生产型”产能进一步扩张。“新型基建”是从消费角度入手解决矛盾,不再刺激制造业这样“生产型”的投资,而更多依赖基础设施等“消费型”投资,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基础设施。4万亿由于不恰当地刺激了我国制造业投资,修路修桥修码头机场和港口等,显然其将增加钢铁、水泥和工程机械等传统行业的需求,过度投资,形成过剩产能。


投资不一样。“新型基建” 更多依靠财政政策来进行,而“4万亿投资”以货币过快投放产生副作用。当前的“新型基建”政策更多依靠财政政策这种不带来货币总量扩张,又能更直接支持实体经济的方法来进行,通过减税、完善社保等政策来提振消费,以避免货币过快增长产生的诸多副作用。4万亿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主角。当时,通过海量货币信贷来促使企业投资扩产,造成了资金大量向虚拟经济漏出,推高了通胀和资产价格。


国有企业怎么干 在“新型基建”中的使命与作用


在“新型基建”到来时,“十四五”时期乃至未来更长远,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既要服务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应该服务于国家整体重大战略,在“新型消费”“新型基建”中遵循以下四个定位。


国有企业要做国家新型基本建设的主力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基建投资仍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稳基建能更快起到托底经济的作用。我们的投资会优先推动那些对未来中国经济长周期发展能起到支撑作用的重大项目。比如现在规划的马上要推动的川藏铁路、沿江铁路、京沈高铁、天府国际机场、引江济淮工程。2020年还会有比较大的动作,一方面是面向未来的谋篇布局,一方面是战胜疫情之后,怎么以百倍的努力能够补上这段时间我们所遭受的损失。


国有企业要做推动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的排头兵。国有企业加快推动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积极参与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努力在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行动中走在前列、做出表率。


这里有四句话要说。第一句,增强新型基础设施支撑能力。以5G建设为抓手,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扩大网络覆盖范围,提升网络供给能力,努力形成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的网络空间。第二句,着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持应用牵引、体系推进,紧紧牵住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聚焦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芯片、基础及关键应用软件等短板,加快梳理“卡脖子”问题清单,尽快在理论、方法、工具、系统等方面取得突破,努力打造国际先进、安全可控的技术体系。第三句,着力打造高水平数字经济产业链。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紧密跟踪疫情后公众认知和生活方式的新变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尽快形成体系化布局。第四句,着力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积极应用“云大物移智链”等先进信息通信技术,增强数据采集、数据管理、数据挖掘能力,打破内部“信息壁垒”,全面提升数据资源应用广度深度和共享服务水平。


国有企业要做服务于民生目标基本建设顶梁柱。在那些国家战略意义和公共民生服务意义不突出的产业领域,国有资本原则上应该沿着逐步收缩的方向进行调整。同样是国有资本布局,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的国有资本布局的重点是不同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布局重点体现为实现国家战略意图和全国性公共服务网络,而地方企业的国有资本布局重点应该主要体现为地方城市公共服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未来国家的医药卫生体制如何改革,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医药卫生体制,也将是一个重要的投资方向。


国有企业要做“一带一路”上“新型基建”的领头者。国有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重点更多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差异寻求技术合作、产能合作、资源合作等。目前中国已经是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新型消费”“新型基建”中,不仅要释放蕴藏在中国民众间的消费、释放疫情抑制的消费,把被冻结的消费潜力挖掘出来。还要通过抗击疫情的合作,进行战略性的选择,把那些和我们能够建立共同基础的这些国家的市场,作为我们国有企业未来发展的重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有企业不仅是中坚作用,也是带领和组织作用。


(作者为长江商学院大企业治理与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编辑: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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