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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落后到崛起的中国:莫言的诺奖路径

原作者: 余思毅 |原发: 时代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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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2012年10月11日,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


这是一个迟来的认可,缓解中国文学的“诺奖情结”。生于1955年的莫言,其成长的轨迹伴随着共和国70年来的发展,共和国的风雨沧桑成了莫言的灵感源泉,共和国的崛起成就了莫言作品的传播。中国文化的局促与尴尬、沉痛与悲悯,仿佛都在这一被认可的瞬间,得以抚平。


锦上添花有,随之而来的还有争议与猜疑。莫言的作品镌刻着深重的“中国基因”,但他的作品被不少评论家认为是,想象中的中国,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被诋毁的中国。


毁也好,誉也罢,莫言依然故我地写作、思考。现如今,莫言已经被抽象成一个文化现象,在倾诉着共和国文化自信认同,演绎着从落后到崛起的中国故事。


千锤百炼的中国,成就莫言的千言万语


莫言的崭露头角,还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说起。


1985年初,莫言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了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仿佛惊天一雷,轰动了文坛。


当年,在北京举办的一场莫言创作研讨会,汪曾祺、史铁生、李陀、雷达等文学大咖都高度评价了这部作品。1985年底,张洁在西德出席交流活动时,被问到今年中国文坛有什么大事发生,张洁回答:“要说大事,那就是出现了莫言。”《透明的红萝卜》被形容是一个天才作家诞生的先声。


《透明的红萝卜》讲述的是十年动乱时期,一个顶着大脑袋的小孩,从小受继母虐待,性格沉默寡言,经常对着事物发呆,对大自然有着超强的触觉、听觉等特异功能的故事。男孩少年遇挫折、心思细腻、天赋异禀这一母题,隐喻了莫言的前半生。


莫言是个笔名,他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市东北乡文化发展区大栏平安村。据当地人介绍,莫言家是祖辈从外地迁来的。


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碰上了“三年困难时期”,经历自然灾害、大跃进带来的动荡,饥饿、孤独、困惑、焦虑充斥着莫言的童年。读小学五年级时,莫言辍学,在农村劳动了10年。种高粱、种棉花、放牛、割草的间隙,他偷看《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青春之歌》、《三家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在管控最严厉,无书可看时,他就翻《新华字典》,尤其喜欢字典里的生字。


“我的文学灵感主要是来自于现实生活当中能够激发我历史记忆的一些素材。另外是来自于我头脑中留存下来跟青少年有关的许许多多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这是很多灵感的源头。”莫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如此说道。事实上,莫言小说的内容、语音风格、叙事手法都受到中国的历史文化与当代政治经济现状的影响。


地域上,山东地处齐鲁大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是中国大陆的缩影。发表于1986年《红高粱家族》,故事背景是上个世纪30年代,胶(县)平(度)公路上的抗日战争。小说的开篇:“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极端对立的词语并置在一起,充满了张力,让读者听到叙述者驰骋在历史、回忆与幻想的“东北乡旷野”上。


《檀香刑》 的时代背景是19世纪初,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丰乳肥臀》的故事背景横跨抗战、文革、改革开放;《生死疲劳》 的时代背景是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蛙》的时代背景是中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小说的主人公乡村女医生姑姑,原型就是莫言的姑姑……


文学评论家李钧认为,新历史主义主题、扎根于民族传统和民间社会的创作方法、艺术的独创性和思想的深刻性是莫言斩获诺奖的深层原因。细剖析莫言的作品,确实与中国叙事传统颇有渊源。他从蒲松龄《聊斋志异》、《封神演义》、元杂剧,从民间故事、民间艺术(包括高密扑灰年画、高密泥塑、高密剪纸和茂腔等)等传统和民间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


其中《聊斋志异》对莫言影响极大,2012年莫言在瑞典发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讲故事的人》时说:“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


在世界文坛的谱系里面,莫言在继承川端康成、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等现代派大师的基础上,又扎根于中国本土的文学艺术,实现了文学从“现代主义在中国”到“现代主义中国化”的飞跃。


崛起腾飞的中国,成全莫言的千呼万唤


莫言作品广为人知,与电影的传播有莫大关系。由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1987年上映。1988年,该片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亚洲电影,在国际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从此,莫言的作品销量迅速增加,批评界对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莫言作品的成功英译,对他获得“诺奖”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莫言的作品至少已经被翻译成40种语言。截止目前为止,莫言作品已在北美、欧洲、亚洲等地区广泛传播,其中美国、法国、日本、韩国和越南传播得最广。在这种传播过程中,欧美许多学者对于莫言的研究越来越趋于专业化和专题性。


文学作品的成功翻译是作者、译者、出版社等合作的产物,而译本的接受和传播受到国家外交关系、意识形态、翻译规范、赞助、翻译政策、传播渠道等因素的制约。而莫言作品的传播,无疑是搭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的快车。


这一列海外传播的快车,要从上世纪90年中期,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提出说起。在此之前,在国外,“中国威胁论”广有市场,中国的图书贸易长期处于“逆差”。有数据统计,1900年到2010年间,中国翻译西方书籍近10万种,而西方翻译中国书籍种类还不到500种。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日益引起海内外文学翻译研究者的普遍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葛浩文翻译了包括莫言、萧红、巴金、贾平凹、苏童、刘震云等众多名家名作近60部当代文学作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据美国书评网站 Goodreads、综合美国 Amazon 网站等数据,由葛浩文翻译的《红高粱家族》、《檀香刑》的这两部小说是莫言小说中传播得最广,最受美国读者喜爱。莫言作品在美国销售量,在2012年获奖时瞬间达到最高峰,销售接近两万册,较前一年增加近100倍。


中国的腾飞崛起,让中国的文学力量成为世界文坛不可忽视的一员。历经多年,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中国诺奖获得者在文学领域诞生了,莫言也变得“炙手可热”。


获奖公布的第二天,A股中“莫言板块”的“蝴蝶效应”席卷沪深股市中文化传媒板块,股指大幅飙升。经济学领域的人士也从“诺贝尔奖、莫言与中国股市”、“谈莫言获诺贝尔奖对金融的影响”、“从莫言获奖看经济学与文学的相通性”等话题出发参与其中。


得到诺奖垂青的两个月后,上海文艺出版社《蛙》、《丰乳肥臀》单本的印量为60万册,《檀香刑》、《生死疲劳》、《红高粱家族》突破30万册。有报道称莫言10年前的手稿升至120万元,签名书在网上加价售卖,《透明的红萝卜》要价已达10万元。


盛名之下,莫言的“中国属性”备受争议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莫言研究形成新一轮高潮,争议之声也不绝。除了750万人民币的实惠,自得奖后,他被文化同行“炮轰”地如芒在背。获奖次年,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的《莫言批判》,几乎将莫言所有重要作品一网打尽“批判”,连带着莫言的观念、感觉、思维都遭到灭顶之灾,火爆上市、供不应求。有文学评论打趣道,莫言到底获得了诺奖,还是“炸弹”。


有文学评论认为,莫言的作品之所以得到国外的青睐,就在于很强的猎奇性、哗众取宠,例如《红蝗》 里的蝗灾、《蛙》关于抓计划生育的内容。也有文人加入论战,认为莫言的作品光怪陆离也不乏对现实的批判、反思、悲悯,是饱含人文情怀。


批判得最凶的,莫过于诟病莫言书写的“中国”是迎合了西方视野的中国。文学评论家李建军认为,莫言的获奖,很大程度上,是“诺奖”评委根据“象征性文本”误读的结果,他们从莫言的作品里看到的,是符合自己想象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而不是真正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当然也不是真正的“中国故事”。


诚然,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众多,笔下反映一乡水土也不在少数。贾平凹的作品地域性也是很强的,他的笔下八百里秦川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是有灵性;王安忆的《长恨歌》,把大上海十里洋场牢笼笔端;苏童笔下是充沛的江南……批判当代现实,余华笔笔见血;洞察人性者,非严歌苓莫属;格非的笔触也是充满魔幻。但为什么是莫言呢?


莫言的小说是一种生长在民间土壤上的 “文体”,外延不断延展,丝毫没有局限在高密东北乡。莫言曾说,“我觉得故乡不是封闭的,而是不断扩展的。故乡久远的历史源头是纵向的扩展;在空间上,作家也往往有着把异乡当作故乡的能力。乡土是无边的。我有野心把高密东北乡当作中国的缩影,我还希望通过我对故乡的描述,让人们联想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莫言的际遇与中国的发展捆绑在一起,但以此批判莫言的文学世界只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似乎有失偏颇。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曾说过,“ 对中国文化的最大曲解, 是刻意窄化和盲目自大,无论是文化还是文明,我们必须要在历史当中看,我们承认历史是变动不居的,我们回过头去看文化,面向未来看文明,对两者都要有同情。”


此“同情”不是怜悯,而是历史学家陈寅恪的治史方法“了解之同情”,只有谦卑地回到历史的现场,才能去理解莫言小说世界的奥妙,那些莫须有的、过犹不及的猜忌,终究会放下偏见,感叹字里行间的瑰丽。


莫言曾经说到他对不朽的作品的理解,“伟大的长篇小说应该是鲸鱼,孤独地遨游着,响亮而沉重地呼吸。”所以,他什么也没有说,就像当时上台领奖时,台下掌声和议论声不停,他开口第一句就是:My chinese name is “ shut up”!台下顿时安静了。


参考:


《“诺奖”之后的莫言研究述评》,丛新强,《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莫言获诺贝尔奖对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理念改变的媒介作用》,袁栋洋,《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莫言小说获奖后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王汝蕙 张福贵,《文艺与争鸣》


《如何讲述当代中国的神奇故事——与李建军论莫言与诺奖》,张志忠,《百家评论》


《一场 “观看” 的盛宴: 对莫言获诺奖社会评价的再评价及反思》,肖太云,《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中国当代文学走进西方世界之挑战》,何成洲,《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编辑:于思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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