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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保罗·罗默的内生增长术

原作者: 谢洋 |原发: 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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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典时期以来,经济增长的秘密就困扰着无数经济学家。


20世纪60年代,以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建立的模型为标志,经济增长之谜真正转化为一套现代意义上的理论,这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交出的答案是:经济体的人口增长率和储蓄率通常会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不变,因此最终决定经济体均衡发展水平的变量就只有技术。


他们将技术视作一个外生变量,且根据索洛模型的预言,各国的经济水平应该向稳态收敛,穷国和富国之间的收入应该会趋同—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直到1986年,31岁的罗默(Paul Romer)在世界顶级经济学期刊《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规模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一文,让这个古老的经济学问题重回世界视野;四年后,他再度发表了论文《内生技术变迁》,两篇宏文彻底奠定了罗默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地位。


在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当下,他的内生增长理论再次成为时代巨轮前进的重要动力,这也是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的理由:“之前的宏观经济强调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是并没有展示经济政策和市场条件如何决定技术变革,保罗通过演示经济力量对公司愿景的管理,进而产生新的创意和革新这种方式解决了上述问题。”


增长理论的反抗与重构


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与重构,是罗默的野心和起点。正如曾在罗彻斯特大学指导过罗默的经济学家莱昂内尔·麦肯齐所说:“我不想让他(罗默)成为一个评注者。”


在此之前,由于索洛模型的缺陷,对经济增长的研究陷入了困境。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有关增长理论的文章也突然从西方各主要学术期刊上消失了。


保罗·克鲁格曼称罗默为“20世纪80年代最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家”。正是罗默1983年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动态竞争分析中的外部性和收益递增》(即《规模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的前身),使经济增长理论再度流行。


罗默在1987年发表过一篇短短几页的论文《以由专业化引起的规模收益递增为基础的增长》。利用数学模型,罗默在文中提出,如果生产的专业化(表现为经济中中间产品的增多)会导致规模经济的出现,进而让持续增长变为可能。


对于彼时已经习惯了传统经济学中“规模收益递减”的人来说,罗默这一想法无异于对增长现象的“疯狂解释”。


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产业布局,为下个十年的经济增长埋下了伏笔,硅谷也随之进入全球资本的视野。1995年8月9日,Netscape首次进行IPO,彼时这家刚刚成立15个月的公司在交易第一天的市值便涨至20亿美元,紧随其后的亚马逊、雅虎、eBay等皆是未来声名显赫的科技巨头,以技术为推手,美国由此掀起了历史上第五次并购狂潮。


科技力量和资本运作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运行轨迹,而罗默对此早有感知。


此外,反抗权威和专注学术的精神也贯穿了他的人生。2015年,罗默在《数学在增长理论中的滥用》一文中严肃地批评了经济增长理论领域对数学的滥用,忽视了逻辑和思想的重要性,他提出,判断一个数学模型是否有效的方式应当是看模型与真实世界的规律是否相符。


罗默将矛头指向了多位经济学大师,包括诺奖得主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和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等,后者不仅对内生增长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更是罗默的博士论文导师。


两年后,罗默在《美国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了万字长文《宏观经济学的困境》,毫不客气地指出宏观经济学在过去30年是倒退,根本原因是宏观经济学家们并不关心事实本身,而把对德高望重的领导者的尊重演变为对权威的顺从。


“如果我必须在背叛科学和背叛朋友间做出一个选择,我希望我有勇气背叛我的朋友。”罗默说道。


罗默的中国情结


2016 年 9 月 18 日,罗默接过了世界银行抛出的橄榄枝,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世行在声明中表示,罗默致力于发现创新途径来解决贫困和社会不平等问题,世行期待将罗默在这方面的努力进一步推广。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是罗默一直关注的领域,对中国更是情有独钟。


2013─2014年间,罗默曾在上海纽约大学任教,他教的是一门必修通识课—《全球视野下的社会》。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雷蒙是邀请罗默来华授课的人,“他长期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经常思考除了劳动力和资本之外,经济发展还受到哪些因素影响。他对于中国过去几十年间的高速发展和经济特区的建设非常着迷”。


今年3月份,罗默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像粤港澳大湾区这样,为区域的发展制定明确的策略是明智的。”


这正如纽约湾区的心脏—曼哈顿的发展规划一样。早在1811年,曼哈顿区的规划就已经基本确认下来,它甚至规划好了曼哈顿区每一条街道的位置。近100年后,曼哈顿进入快速发展期,由于整个区域的规划十分成熟,一举奠定了曼哈顿区繁荣的基础。


多年来,罗默也不乏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建言献策,他尤其对城市规划、工业化进程以及房地产发展模式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建立合理的财政体系,由中央政府承担某些责任,如允许人们自由流动的养老金、倾向于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等。”


在罗默看来,中国的成功之处在于经济增长尚未结束就开始把工作重点放在转型上。“中国之所以能在过去20年里取得如此卓越的成果,原因之一就是允许城市适度扩大。”罗默说,“近年来中国的重点政策包括改革并提升高等教育以及城市化。”


在认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同时,罗默同样鼓励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发展城镇化,创造更多的城市,让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并且在城市中找到与他们相匹配的就业机会。


(编辑:于思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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