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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负面清单正当其时

|原发: 企业观察报

放大 缩小

见习记者 / 李汶佳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的讲演中,向世界宣示了中国将持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决心,还提出四项重大开放举措,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建设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要在今年上半年发布新的负面清单等。


果不其然,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于6月28日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自2018年7月28日起施行。2018年6月30日,两部委又联合发布了2018版《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于2018年7月30日起实施。


更新后的负面清单长度由原先的63条减至48条,全面放宽了市场准入,在三大产业,22个领域同步推出开放举措。


更新后的负面清单有哪些特点


根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回答《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时指出,此次发布的新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有3个主要特点:


对外开放领域更加宽泛。清单在金融、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文化、汽车、船舶、飞机、农业、能源、资源等多个领域推出了具体的开放举措,相对于2017年的63条缩短了15条,限制措施缩减幅度接近1/4。


透明度和规范度进一步提高。清单统一列明了股权要求、高管要求等一系列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各地区各部门不得专门针对外商投资准入进行限制,一律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进行管理。


愈加符合国际潮流。全国版的负面清单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独立出来,与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的表述和体例一致,方便境外投资者理解和比对。


此外,发言人高峰还表示,本次负面清单开放的领域,多是境外投资者长期关心的。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持续推进投资的便利化,优化营商环境,使更多的对外开放举措落地生根,让外资企业继续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不断造福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业内的学者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他们相信本次负面清单的更新增强中国对外开放的可预期性。当前,追求外资政策的可预期性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招商引资潮流,新版负面清单一次性列出部分行业未来几年开放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明确给予相关行业一定时间过渡期,外资企业可提前准确了解有关政策,有效评估投资成本,有利于企业商业决策的前瞻性和业务运营的有效性,同时也避免负面清单调整频率过高。


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继续先行先试也被认为是一大看点。本次的试点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原有28.8平方公里区域,而是扩大到了在建或是已经建成的自贸试验区。在自贸试验区进行敏感行业、重点领域的开放测试,寻找规律,把握脉络,既可积累经验值,又能避免出大的风险。如果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同时风险可控,就进一步在全国推广;如果风险比较大,开放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将会延缓开放,或者再做部分调整,最终实现效率与安全并重的开放。


进一步放宽投资限制原因何在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全国版负面清单发布的同一天,中国首次发表了《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白皮书中明确显示,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切实履行货物和服务开放承诺履行服务贸易领域开放承诺。截至到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领域开放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而且,在世贸组织没有具体要求的情况下,中国还进行自主开放,过去5年,两次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商投资禁止类条目限缩到只有28条。此次新版负面清单的发布再次兑现了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的诺言。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本次调整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是中国政府顺应历史潮流、增进国民福祉的正确抉择;同时也有助于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普惠世界,充分体现大国应有的时代责任与国际担当。


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思路。改革开放40年来,正是在与世界的深度互动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得以不断地完善,中国企业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快速地成长,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才能够不断地提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表示,长期以来,美国作为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经常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规模上高居全球第一,在向许多国家提供吸引跨国投资和本国企业赴美发展机会的同时,为美国带来了持久的经济增长动力,使美国公司的品牌、技术、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据领先优势,从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巨额投资回报。


例如,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UNCTAD)),2016年末美国吸收外来投资存量达到6.39万亿美元规模,大约相当于其GDP的34%,占全球直接投资存量的24%,高居榜首。这说明,美国吸收全球近四分之一的跨境直接投资重要要素资源,有力支撑了美国的经济增长。


当前,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些国家采取新的内向的产业政策,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背道而驰,通过国内法对资源、能源等重点产业的保护措施增多,对跨国并购的监管制度加强,新兴经济体则依靠低成本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中国利用外资正面临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两端挤压,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削弱,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核心竞争力的缺失而面临被淘汰的情况。我国如果要继续保持引资优势,在制度层面建设上尤其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本制度安排和运作机制上,就必须领先于其他新兴国家。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大伟就针对目前的内外形势解释称,中国正处在由低层次供需平衡向高层次供需平衡跃升的关键时期,存在着低端供给相对过剩,而中高端供给相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本次推出2018年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其目的在于扩大技术综合要求较高的制造业领域以及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开放,有效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的负面清单大幅度放宽了汽车、航空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制造业的市场准入,既能够直接增加高档汽车、新型飞机等高质量产品的供给,更有利于推动上下游本土企业在和外资企业的竞争和合作中加大研发投入和创新经营理念,有效提升相关行业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与技术水平。同时,大幅度放宽物流、专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准入,有利于将外资企业在服务环节的优势和本土企业在加工制造环节的优势有机融合,有效促进我国整体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也持类似观点。他强调,进入新时代,外商投资呈现出涌向高技术服务业、新型制造业等高端产业的趋势。更新负面清单表明中国政府始终尊重自身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经验,积极响应新的客观现实发展趋势。


对外开放范围扩大到底影响几何


毫无疑问,负面清单更新后对外国投资商、中国企业、中国个人消费者三大利益相关方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对于外国投资商而言,开放意味着商机。据统计,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高达8万亿美元商品,吸收6000亿美元外国投资。如此旺盛的需求,显然为外国投资商提供了难得机遇;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开放带来了优胜劣汰的竞争。及时缩短相关领域的负面清单不仅有利于丰富市场供给、提升产品质量,更有利于形成“鲇鱼效应”,营造更加市场化的竞争环境,倒逼中国企业不断自我革新;对于中国个人消费者而言,开放丰富了选择。而更多的选择,就代表着更多的福利。


从产业层面上来说,中国放开了汽车、金融、铁路、航空等自然垄断程度相对较高的领域,无疑可以促进相关领域的整体竞争。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师建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经过多年的开放,汽车行业中外合资生产经营模式已经十分成熟,采购、物流、配件、组装、加工、销售等每一个重点领域都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机制。


最新版的负面清单虽然放开了外资投资股比限制,但在未来的实践中,股比变动及新设独资或合资汽车企业的概率并不大。不过这种开放举措无疑将为海外车企来华提供更多选择。特别是一些强调‘汽车血统’的外国车企,只要能够与其他股东商谈好价格,就有机会通过收购增加股比直至获得控股地位。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投资及营商环境会更加市场化。


“在更加市场过程中,自主品牌车企特别是民营车企其实并不害怕哪个海外对手来华抢生意。相反,他们会更加欢迎,因为一个竞争更充分的市场更有利于效率高的车企胜出。”师建华在采访中反复强调。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在针对金融业方面的变动给出了自己的观察。他认为过去中国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制约着外资银行在华吸收存款的能力。如今,中国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在理财、基金、托管等业务加速统一准入标准、简化行政审批流程,是非常契合实际的。金融业对外开放越大,竞争越充分,服务实体经济的成本也就越低。


在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授纪嘉伦看来,最新负面清单在铁路旅客运输公司与铁路干线路网两大领域同时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可谓力度很大、诚意十足,是促进国内铁路建设及运营市场发展、吸引更多资本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让外商分享中国发展机遇的重要一步。


通常来看,铁路项目投资规模大、建设时间长、利润回收缓慢、短期收益低,那些希望赚快钱且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内企业难以真正参与铁路“网络型”“长周期”“综合性”的建设当中。与此同时,以往主要依靠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兴办铁路的模式,通常会透过大量举债来实现融资,股权融资作用极不明显。相比之下,引入一些目光更长远、更有耐心、更具实力的外资企业参与铁路建设及运营,可以一举两得,既降低负债率,又可以丰富旅客乘车的体验。


航空业取消部分限制措施对中国航空业来说是重大利好。中国民航大学航空运输经济研究所所长李晓津称,放开干线和支线飞机外资进入限制,将为国外相关企业拓展中国市场进一步打开空间,航空公司将会有更多选择,乘客也将有机会以更低的价格享受更好的服务。而且,通用航空领域应用较广,制约我国通用航空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于机型有限、竞争不够。如今,通用飞机、直升机、无人机等各类飞机制造的放开,将显著促进市场竞争,促进中国航空制造业供求的良性循环。


怎样才能更有效利用新清单促增长


在如何能够让新开放的领域带中国动经济成长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赵福军特别指出,如何落实才是关键。必须要加强各方面的协调和配合,及时调整相关行业管理措施进行配套,加快修改一些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与之相匹配的运营环境将成为之后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回答类似问题时也担心,某些地方政府效率低下,管理手续繁杂且缺乏透明度,不能很好地为外商投资提供便利。


他表示应在扩大市场准入的情况下,同步推进投资便利化改革、深化外资领域的“放管服”改革、提高外商投资企业资金运用的便利度等,为外资创造一种更加公平、透明、便利的投资环境。


当然,对外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机会和利益的同时,也会伴随着一定的风险和挑战。


比如说,有专家就担心一些产业的投资准入开放在促进行业竞争、提升效率的同时,也会对现有企业造成冲击、增加困难企业和员工失业;金融等特殊行业准入开放,如果缺乏有效的防火墙,可能由于外部市场波动的传导,增加国内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一些全球最具竞争优势企业的进入,可能会导致部分行业的市场垄断,损害其他企业和消费者利益;伴随着投资活动的一些文化传播,可能会有悖公序良俗,甚至公然挑战我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对此,专家建议中国应建立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和竞争性政策体系。也就是说,要在实施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同时,手中还应握有一份安全审查正面清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危及国家安全、生态安全以及具有过快增长冲击国内产业发展、形成市场垄断风险的投资项目及时发现、有效监管和严格执法。


对于金融等特殊领域则要长期坚持审慎原则,保持必要的监管力度。对于有悖公序良俗、具有意识形态风险的投资则可以通过投资管理与内容监管相分离的方式,在内容监管上实行内外资一致的管理原则。


总的来看,只要中国政府保持清醒的风险意识,做好相应的风险预警和防范准备,在开放中积累经验、学会防范和控制风险,不断提高适应复杂环境和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并不断完善风险控制体系,就能够做到在开放条件下更加有效抵御各种风险的发生,令开放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腾飞的“澎湃动力”。


(编辑: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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