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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监管与改革并行 打造普惠金融体系

评论: 0 | 发布者: wangxing |来自: 企业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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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 管佳宇

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三次提及金融监管,并特别提出强化金融监管协调。据悉,2017年以来,银监会从严监管,一边是加大处罚力度,另一边则是出台各类监管文件。从成绩上看,银行业务日趋规范,降杠杆的成效明显,资金脱实向虚势头得到遏制。银监会出台的一些政策接地气,抓住了重点,符合市场要求,符合中国金融业系统风险控制的要求。而在2018年, 银行业如何将防范风险、服务实体经济、改革开放三大任务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对于这一焦点话题,专家们也献出了良策。


加快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立法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监管问题的内容引起市场高度关注。

“早几年中国金融控股公司较少,不过近年来不同类型的金融控股公司越来越多,受到的监管各不相同,一些处于监管灰色地带,甚至存在逃避金融监管的隐患。”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对记者称。

针对当前金融控股公司金融风险累积暴露和监管缺失的现实,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局长金鹏辉3月6日在政协经济界别联组讨论会上建议,加快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立法,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督管理职责,抓住问题突出金融控股公司分类施策,以资本金来源和防止不当关联交易为重点,加强对股东的穿透监管,切实防范金融控股公司风险。 

金鹏辉在提案中称,目前,在中国实践中已发展形成了两大类具有金融控股公司特点的机构:第一类是由金融机构通过投资其他行业金融机构形成综合化金融集团;第二类是由非金融企业投资控股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金融机构,也具有金融控股公司特征。部分非金融企业热衷于投资金融业,风险隔离机制缺失,风险隐蔽性强,不当干预金融机构经营,一些领域金融风险有所累积和暴露,严重损害了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权益。

“一些大型私人企业通过并购获得各种金融服务牌照,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其间可能存在关联交易等违法行为。”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暨世界银行年会期间发表演讲时表示,目前中国对这种跨部门交易尚无相应监管政策,而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将重点关注此类问题。

金鹏辉在题为《关于制定出台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的建议》中共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加快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立法;二是明确人民银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督管理职责;三是抓住问题突出的金融控股公司,分类施策;四是以资本金来源和防止不当关联交易为重点,加强对股东的穿透监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协创中心研究员李虹含对媒体指出,针对日益发展的金融控股公司业务,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国际保险监管协会1999年曾联合发布《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原则》,将多元化经营的金融集团定义为金融控股公司。中国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应该大量吸收例如国际银行业监管协会等机构的先进国际经验。

技术风险防范也应纳入协调监管

“在金融监管协调方面,呼吁将技术风险防范也纳入协调监管中,是因为如果遇到了大的技术风险,只靠证券行业和证券公司本身,可能是力不从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信息中心主任张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针对政府报告中提到的强化金融监管统筹协调表示。

张野认为混业经营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很重要。他建议把技术风险防范也纳入金融监管协调中,从金融风险防范层面加强技术风险防范协调,使得技术系统安全运行,为金融领域的整体安全提供基础的技术保障。

张野表示,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兴起,在给金融机构带来新的活力和技术支撑动力的同时,也放大了已经存在的技术风险。张野认为,一旦离不开计算机系统,就把很多风险也集中在上面,对IT系统依赖越多,面临的风险也越大。

“技术系统虽然看起来效率高、能力强,但它也很脆弱,设备故障、软件故障、黑客攻击、误操作等都可能造成技术系统崩溃,一旦崩溃,可能引发流动性风险、交易公平性风险等等。”张野如是说。

建立健全普惠金融监管框架

“改革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支持金融机构扩展普惠金融业务,规范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着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这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对金融服务体系所提出的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金融市场普遍存在银行惠而不普、小贷普而不惠的现状。为了满足普惠金融的需求,2014年国家开闸让民营企业进入银行业,民营银行成为新鲜血液加入到银行业队伍。时隔三年,首批民营银行的发展各富特色,围绕其各自的设立初衷开展业务,大力推进普惠金融,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为更好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全国政协委员、兴业银行董事长高建平提案建议,从货币政策、财税政策、地方配套政策等方面加强支持,为普惠金融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在监管层面,建立健全普惠金融监管框架,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在环境方面,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培育良好的区域经济和金融生态。

去年以来,在政策推动下,大中型商业银行加速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提升对小微、三农、双创、低收入人群等的普惠金融服务。但是,普惠金融发展依然面临诸多问题。

“普惠金融服务风险高、成本高、收益低的特点,决定了其盈利性较差,与事业部作为利润中心的特征存在矛盾。”高建平指出,在发展初期,普惠金融事业部独立核算和运营难度很大,需用其他盈利补贴发展,同时需做好成本核算与资源分配的平衡。

从外部环境来看,经营环境及配套政策不健全。小微企业的财务不透明、信用记录缺失、信息分散,部分地区信用环境不佳,外部风险分担及补偿机制不健全等,均影响开展普惠金融的积极性。

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但缺乏配套的监督管理机制。无证经营、无证上网情况突出,一些互联网金融公司不具备与业务模式相适应的风险评估和风险定价能力,部分互联网企业以普惠金融为名,行“庞氏骗局”之实,线上线下非法集资多发,交易场所滥设,影响金融安全稳定。

针对这些具体问题,高建平建议,首先是在宏观方面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加强货币政策支持。加强财税政策支持。加强地方配套政策支持。其次,监管层面建立健全普惠金融监管框架,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确定银行业普惠金融常态化考核指标,完善银行业普惠金融服务统计指标体系,优化统计指标,明确统计口径,更好反映和评估银行普惠金融服务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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