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彭文生受邀参加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会上，彭文生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就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在当前中国经济总量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需要关注两点”、“要有针对性地防范和解决一些问题”，彭文生的诸多观点与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相契合。如何更深入地剖析经济运行趋势？如何寻找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资本市场改革前景是什么？多城楼市调控轮番升级，房价何去何从？带着这些问题，证券时报记者对话彭文生。
经济存在结构不平衡、增长不稳固的因素
证券时报记者：首先祝贺彭院长受邀参加总理座谈会，这是对您过往研究成果的肯定。在座谈会上，您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彭文生：受益于对疫情的有力管控，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率先复苏。我们预计，全年实际GDP同比增速或达9%左右，完全能够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6%以上的目标。但在总量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也存在结构不平衡、增长不稳固的因素，影响疫后的可持续复苏。短期来讲，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疫情导致的供给冲击，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有滞胀效应。我们可以从一些非常直观的现象中感受到这种供给冲击：疫情导致港口清关效率明显下降、回程船装载率下降，航运公司不得不提高海运费；智利、秘鲁受到疫情冲击，铜矿开采明显受到影响，抬升了铜价；全球商务旅行、学校等线下服务业供给明显收缩，会议、求学、娱乐需求不得不线上化，电子产品需求大幅上升，再加上芯片产业链前期遭受了贸易摩擦冲击，最终导致了大范围的芯片短缺。除了这种短期的供给限制，还有一些更长期的供给摩擦，比如跨国企业开始考虑增加其供应链的稳定性，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效率。供给的限制，会导致企业成本上升，挤压企业盈利，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一种“滞胀”的效果。
短期内，全球范围内“胀”已经有苗头，“滞”还没那么明显，但随着经济恢复到其潜在水平之后，“滞”与“胀”可能形成一个相互加强的正反馈。一方面，美国财政刺激不断加码；另一方面，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然在经受疫情的考验，且短期内难以获得充足的疫苗供应，巴西、印度出现了新一波疫情，全球供应链距离完全恢复仍有很长的路。
第二，疫情冲击是非对称的，带来结构分化。这次疫情冲击有很强的非对称特征，有些部门、行业、人群受到很大的影响，有些没有受什么影响甚至是受益的。供给冲击导致的成本上升有利于上游行业，下游行业的利润则受到挤压；在应对成本增加方面，大企业的能力明显强于小企业。除了上下游分化与大小企业分化，还有高端与低端、金融与实体的分化。我们观察到大车（如SUV）、豪车（如宝马、奔驰、奥迪）恢复快于普通乘用车，中高端服饰和运动服饰恢复好于总体品牌服装，奢侈品也出现消费人数和金额向一线城市聚集的情况。
证券时报记者：您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较为乐观，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依靠哪些新的增长极？
彭文生：在十四五规划中，对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方向指引，我认为核心有两个：从生产端来看，要大力促进创新，提高效率；从需求端来看，要改善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从而有效提振消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中国主要靠出口拉动增长，随着人口红利渐行渐远，工人工资增长、汇率升值压力增大，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减小。次贷危机之后，中国以房地产为主要载体刺激私人部门投资，伴以基建为主的财政支出扩张，这导致房价上涨、财产性贫富分化加剧，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断累积，宏观杠杆率急剧上升。同时，地产与金融业过度扩张也会挤占优秀人才资源，造成R&D密集型行业人才流失，拖累全要素生产率。
向前看，要保持可持续的、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我们必须依靠自主创新。中国2020年的人均GDP是7.2万元人民币，如果按照2020年平均汇率计算，相当于10500美元，已经突破了1万美元的关口。随着我们的人均GDP不断提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收窄，加上国际环境的一些摩擦，中国可以直接借鉴和学习的经验与技术都在减少。站在这个时点，如果我们要继续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对内应进一步放松管制，打破行业准入的制度性壁垒，推进国企改革、实施竞争中性，通过强化内部竞争提升效率。但同时，自主创新不意味着封闭，对外需要同时促进出口和进口，保持通过外部竞争推动供给侧效率提升的渠道。
从需求端来看，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有效提振消费是发力重点。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并不利于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在改善收入分配上我们有很大的空间，政府可以在二次分配中进一步加大对中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降低中低收入者的流转税税负，从而提升居民部门收入占比。此外，过去十几年中国财富基尼系数快速攀升，背后是房价和信贷相互促进带来的金融顺周期性的影响，存量资产取代流量收入越发成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推动力，是扩大内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合理制定减免范围的基础上，应该尽快推进开征房产税。
适时适度推行房产税
证券时报记者：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哪些？该如何有针对性地防范和化解？
彭文生：我认为有三点需要引起关注：
第一，尽快推进疫苗接种，避免出现中外免疫落差。目前我国疫情控制状况仍然是全球领先，但依然有局部的疫情反复，防疫带来的种种限制也制约了部分服务业的复苏。因此，接种疫苗可能仍然是最为关健的疫情防控措施。目前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地推进疫苗接种，以期尽快重启国境、让经济恢复正常。如果我们的疫苗接种进度明显滞后发达国家、形成中外免疫落差，有可能会制约我们经济进一步恢复的空间，也会增加明年冬奥会的不确定性。因此，在继续推进全民免费接种的既有政策的同时，还可以考虑发挥国内和国外、政府与市场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以更有效地推进全社会的疫苗接种工作。
第二，改革地产利益驱动机制，控制房地产泡沫。过去一年，地产泡沫的一个突出体现是房价涨、房租跌。今年，房价与房租继续分化，截至2月份，房租已经连续12个月同比负增，而70个大中城市房价环比与同比均提速。房价和房租的背离，体现的是金融与实体的背离，房价的金融属性更强，房租更多对应实体经济的需求，这种分化意味着投资性需求可能仍然是房价的主导因素。房价和信用相互促进，短期看起来似乎扩大了内需，但高杠杆风险不可持续，并可能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恶化。因此，我们有必要推进房地产利益驱动机制的改革，减少投资性需求在总体购房需求中的占比。要实现这个目的，房产税是一个关键。诚然，推行房产税的过程中有很多现实问题、处理起来可能较为复杂，但在充分考虑、完善减免机制的前提下，适时适度推行房产税，有利于给投资性的住房需求降温，也有助于我国形成更为合理的财政税收制度。
第三，财政可以在债务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疫情冲击带来供给收缩，造成企业与居民收入下滑，举债可以弥补这一收入缺口，有利于避免大规模破产和失业，维持供给的产能。实际上，这正是金融或者说债务应该发挥的作用。未来会怎样，关键看是什么样的债务。应对疫情的债务，相当部分为了支持企业和居民的日常经营和生活，并不是用作生产性的投资，未来偿还压力比较大。如果让私人部门通过信贷举债渡过难关，通常债务期限短、利率高，债务的可持续性较差。如果是政府来做，则有望实现期限更长、利率更低的举债，债务的可持续性较强。即使政府不直接举债，准财政行为，比如政策性金融，也是一个可行的方式。
地方弱国企、城投的债务问题积弊已久，去年永煤债事件后，地方政府协调当地资金状况良好的国企及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好企业信用”保“差企业信用”，试图避免当地的弱国企、城投出现债券违约。这个做法能走多远，和区域经济形势高度相关。因此，投资者采取 “地域一刀切”的态度，对山西、天津、河北、河南、辽宁、云南等省市基本是“避而远之”。过去5个月，以上几个省市的信用债净融资均是负数，各省市净还债都在400亿元以上。因此，这种企业互保的方式只能是权宜之计，很难持续。在合理厘清权责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存量债务的重组，比如债务置换。
注册制改革需要市场和监管不断磨合
证券时报记者：近年来，资本市场开启全面深化改革，市场生态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更好地服务了实体经济，提升了我国的直接融资比重。在资本市场改革方面，您有哪些建议和看法？
彭文生：资本市场改革，对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应该坚定地推进。在前面提到过，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之一就是创新，而创新的初期风险较大，风险偏好较低、资产抵押要求较高的间接融资并不能完全适应创新活动的要求，这个重任更多的需要直接融资来完成。近期资本市场改革明显加快，诸如推进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深化退市制度变革、严厉打击虚假信息、打击造假行为，强化民事赔偿和刑事追责力度、落地中国版集体诉讼机制等，这些都有利于提升以信息披露为基础的风险定价效率，为资本市场更好地支撑创新打下了制度基础。证监会也表示将选择适当时机全面推进注册制改革，着力提升资本市场支撑实体经济的功能。
但是市场改革很难一蹴而就，改革的复杂性要求市场与监管携手进步。注册制的推进是资本市场改革的牛鼻子，表面上是改革发行制度，事实上牵扯甚广。近期，我们看到了一些不合法不合规的问题，比如上市材料信息披露不规范、上市公司内控不严格、券商尽职调查不充分、上市后公司业绩突然变脸等等，反映的是整个资本市场生态的问题。注册制中，一个核心要素是发行人的诚信制度建设，这一建设牵扯到了整个资本市场的方方面面：需要中介机构准确认识自己的职能、提高自身专业能力，需要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提高违法成本，需要整个市场牢固树立诚信理念。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和监管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大家都在适应，双方要互相学习、一起改善。一方面，监管要有力地监督发行人、中介机构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与诚信理念，为从事前监管向事后监管的转变做铺垫；另一方面，发行人、中介机构也应该有机会向监管反映流程中可以完善、优化的节点。总之，本着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我相信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可以取得更大的进步。
证券时报记者：碳中和是人类史无前例的一场自我革命，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将对我国经济增速和结构带来哪些影响？
彭文生：碳中和的背后是一场清洁能源革命，而清洁能源有制造业属性，有利于发挥中国制造业大国的规模优势。传统化石能源是一种自然资源禀赋，中国少油少气，长期以来都是能源进口大国，能源安全很难得到根本保障。清洁能源则不同，其制造业属性更强。具体来说，清洁能源的前期开发需要较大的固定投入，如果能够得到广泛应用，其单位成本就会大幅下降，同时，大范围的应用也会给技术带来更多迭代升级的机会，有助于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也就是说发展清洁能源，规模效应比自然资源禀赋更为重要。中国在早期对光伏产业的补贴扶持，促进了其起步发展，随着规模的扩大，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相辅相成，直至即便取消政策补贴依旧能够具有商业可行性，这是公共投入促进技术进步的成功例子。因此，中国有望在清洁能源领域取得长足的发展，清洁能源在提振经济增长、保护环境的同时，也将有利于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
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从根本上来讲是发展模式变化、经济结构转型。无论是碳税、碳交易形成碳价格，还是行政性监管和绿色金融等措施，其促进碳减排的传导载体都是提升化石能源的价格和降低清洁能源价格。在新的模式下，清洁能源将成为人类社会健康生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础。但从旧均衡到新均衡的转型过程中，相对价格变化作用于经济是有摩擦的，对经济来讲是一个供给冲击。具体来讲，碳价格在供给端体现为生产成本上升、需求端体现为实际收入下降，有点类似石油供给减少的影响，在宏观经济上有一定的滞胀效果。
就结构影响来讲，一些经济活动、技术、甚至行业将被新的模式替代，传统能源尤其煤炭行业受到的冲击会比较大，高碳的基础设施、制造和服务部门的就业将下降，清洁/再生能源及相关部门的就业上升。化石能源的分布基本是自然禀赋，对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来讲，转型必然带有区域特征，化石能源生产大省和地区受到的冲击较大，而这些一般是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同时传统能源价格在一段时间上升，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比中高收入人群大。应对这些结构调整和收入分配问题，需要公共政策尤其财政发挥作用。
（编辑：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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