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的红色家风

家教家风建设，既是家事也是国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风建设，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抓好家风，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杨善洲、谷文昌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焦裕禄，生前为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病逝时年仅42岁。他担任县委书记时所表现出来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被称为“焦裕禄精神”。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评选活动中，焦裕禄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十年后，焦裕禄又获得“最美奋斗者”个人称号。

焦裕禄在这个世界上只生活了短短42年，却感动了几代中国人。他留给了后世无尽的精神财富，也留给家人良好的家风。

好的家风，就是一个家庭最好的传承。

“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

焦裕禄1922年出生在山东淄博一个贫农家里，父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迫上吊自杀了。他带着家仇、阶级恨参加了革命队伍，一路官至县委书记。但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

焦裕禄的许多衣物缝缝补补好多次。他用过的一床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衣帽鞋袜也是补了又补，虽然破旧得厉害还是舍不得换掉。妻子想给他换件新的衣服，他总说：“现在群众生活很苦。跟群众相比，咱穿的就不错了。”

焦裕禄对几个子女很疼爱，但要求很严格。每次回家，他就告诉子女要好好学习，尊敬老师，团结同学，不能因为自己是县委书记的孩子就高人一等。

在长女焦守凤的印象中，父亲总是在不停地忙碌着。“天不亮就走了，中午在单位食堂吃饭，晚上还要在办公室看文件、开会，有时候直接睡在办公室。即使是在家里，晚上有时要办公到深夜，公家的墨水不让我们用，公家的稿纸一张也不让拿。”

有一次，焦裕禄发现大儿子焦国庆很晚才回家。一问，原来是看戏去了。他问孩子：“哪里来的票？”焦国庆说：“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叔叔没有收票就叫我进去了。”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第二天，焦裕禄带着焦国庆去剧场认错，并补上了两毛钱的戏票款。

接着，他又建议县委起草了一个通知，不准任何干部特殊化，不准任何干部和他们的子弟“看白戏”……

大女儿焦守凤有一件花色大衣，是母亲手工做的。这件大衣缝补了几次，一直穿到上初中。同学笑她：“县委书记的女儿，衣服上还有补丁，穿的还不如我们呢。”

那时候，正是小姑娘爱美的年纪。她觉得委屈，就央求换件新大衣。焦裕禄说：“书记的孩子并不特殊。要说特殊，只能是更加爱学习爱劳动，而不是爱攀比。学习上向先进看齐，生活条件跟差的比。”

1963年夏天，焦守凤初中毕业。好几家单位提出给她安排工作，话务员、教师、干事……县委办公室也找到焦裕禄，说办公室缺一名打字员。一个个轻松体面的工作等着她选择。但焦裕禄对女儿说：“这些单位你不能去，走出学校门就进机关门，你缺了劳动这门课。”

当时正赶上全国学习邢燕子的先进事迹，焦裕禄觉得农村缺少有文化的人，打算让女儿下乡。最后折中，女儿去了副食品加工厂，也就是酱菜厂。

焦裕禄担心厂里对焦守凤另眼看待，陪着女儿一起去报到。他嘱咐厂长不要特殊对待，让女儿去做酱油醋和腌咸菜。

在厂里，做酱油醋是最辛苦的。焦守凤一天要腌上千斤萝卜，切几百斤辣椒，两只手被辣椒烧得火辣辣地疼，晚上睡不着觉，只好起来打盆凉水泡手。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每天高强度地劳动，还要挑着沉重的担子走街串巷吆喝售卖。焦守凤觉得丢人，埋怨父亲对自己太狠心。

但焦裕禄只认一个理：“别人能干，你为什么不能干？”他对焦守凤说：“好吃懒做，贪图享受，才是真正的丢人。”

焦守凤当时很不理解：“一些好单位我自己报上了名，也没有借用焦裕禄的名义，可是不让去上班，凭什么焦裕禄的女儿就要比别人多吃苦呢？”焦守凤平时吃住在单位，回家也闷闷的不爱和父亲说话。

1964年2月7日，国家给贫困县兰考拨来一批救济棉花。安排救灾的同志看到焦裕禄的棉袄很破，就把3斤棉花票送到他家里，让他换件新棉袄。

焦裕禄知道了，让家属把棉花票退了回去。他对救灾办公室的同志说：“救灾物资是给群众的，我们不能要。虽说我的棉衣破点，但还能穿，比起没有棉衣穿的群众强多了。作为领导要时刻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

焦裕禄去世前，将自己戴的手表取了下来，戴在了焦守凤的手上。他叮嘱女儿说：“爸爸要走了……有些事上可能对不起你，这块表就作为我送给你的礼物吧。你已经是个工人了，戴上它，以后上班不要迟到。你是长女，要继续帮助妈妈照顾弟妹们……”这以后，女儿才慢慢地理解了父亲。

九口之家的重担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病逝于郑州。弥留之际，省、地两级组织的干部问他：“你对后事有什么交代，对党还有什么要求？”

焦裕禄要求死后葬到兰考的沙丘上，还特意叮嘱妻子徐俊雅：“我没想到我走得这么快、这么早。这么多年，你跟着我没少操心受罪。现在这担子都压在你一个人肩上了。你辛苦一点，要教育好孩子，多叫他们参加劳动……困难会有的，领导上会照顾的，但你不要给组织上找麻烦，生活上要艰苦一些，不要伸手向组织上提要求。”

焦裕禄在世时，一月工资80多块钱，徐俊雅在县统计局工作，每月工资57块钱。家里有两个老人，六个孩子，虽然人口多，但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还够用。焦裕禄去世时，最小的孩子仅2岁。徐俊雅仅靠每月50多元的工资和每月13元的抚恤金养活一大家子人。工资发下来，买了面、买了煤，剩下的就有多少花多少了。很多时候，窝窝头已发黏了，还不舍得丢掉，在水里泡泡，上笼蒸蒸继续吃。

生活很拮据，但徐俊雅始终记着焦裕禄的遗言，一个人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从未向组织申请过任何救济。

徐俊雅对子女也是严加管教。她经常对几个子女说：“你们如果工作干不好，人家不会说你们是徐俊雅的孩子，而是说你们是焦裕禄的孩子。”“焦裕禄的家人这个称呼，你们几个做儿女的得当得起。”

几个孩子也很听话。一件衣服，老大穿完老二穿。一个作业本，正、反两面都用完才会换新的。

焦裕禄去世后，徐俊雅每天总是早出晚归，十分忙碌。纵使如此，却依旧无法改变家中窘迫的生活，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穿过。遇到孩子们没衣服穿的时候，徐俊雅就把焦裕禄穿过的旧衣服找出来，用剪刀、针线把衣服改小，边做活边流泪。

除了照顾家里外，徐俊雅的工作也没落下。退休后居住在焦裕禄烈士陵园附近的家中。她经常去焦裕禄陵园散步，总是有一份割舍不下来的情怀。

1991年，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到兰考视察。听了情况介绍后，他握住徐俊雅的手说:“这些年你不容易啊！”总书记的话，让徐俊雅泪如雨下。

“小焦书记”接过父亲的接力棒

次子焦跃进在家中排行老五，是焦家后人“官”做得最大的一个。

父亲去世的时候，焦跃进还只是一个5岁多的孩子。因为工作忙碌，焦裕禄并没有陪伴焦跃进成长。对父亲的印象，大都来自母亲和周边人的描述。

焦裕禄去世后，长子焦国庆为了补贴家用，15岁时毅然从军，扎根在广阔的大东北，在辽宁一待就是二十几年。在哥哥的支持下，焦跃进完成了学业。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焦跃进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1976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刚刚高中毕业的焦跃进主动前往兰考乡下，成为一名知青。下乡前，徐俊雅跟焦跃进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千万不能搞特殊。

当时队里有个小砖窑，焦跃进干的是最重最累的活儿——手工脱坯。“脱坯打墙，活见阎王。”焦跃进一天搬2000多块砖坯，晚上经常浑身疼得睡不着。

焦跃进吃苦耐劳，脏活累活照单全收，兰考县的群众看在眼里，赞不绝口，评价他颇有焦裕禄的遗风。

在兰考县的日子，让焦跃进与当地群众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也让他更加明白父亲的坚持。他下定决心完成父亲的遗愿，帮助兰考县摆脱贫困。

后来，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结束，知青们多数返回了城里。焦跃进却申请继续留在兰考这个贫困县。在兰考，他当过知青，当过教师，像父亲一样一步一个脚印，陆续出任过共青团兰考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司法局宣教股股长、堌阳乡乡长，等等。

1987年，29岁的焦跃进担任兰考县东坝头乡党委书记。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小焦书记。

焦跃进喜欢凡事亲力亲为，倡导同百姓共患难。他说：“当大雪涌门的时候，我们不能自顾自坐在办公室里烤火，而是应该到群众中间里去，看看他们是不是也有在烤火。”

焦跃进从政期间，曾在乡里、县里、市里的很多部门“当家”，从未给任何一位亲属安排过工作。2014年2月，他担任开封市政协主席。职位高了，地位变了，但他对自己的要求一刻没变。在一次会议上，他说：“当年父亲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在各方面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我一定接好父亲的接力棒！”

“焦裕禄精神”生生不息

二女儿焦守云是焦裕禄的几个子女里名气最大的一个。1966年9月15日，年仅13岁的焦守云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焦守云与毛泽东握手的照片，传遍了中国大地。

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她当时穿着带补丁的衣服。镜头外，则能看到她光着脚，穿着一双旧布鞋。

1973年，刚满20岁的焦守云光荣地出席了党的十大，成为全国年龄最小的党代表，和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商国是。

尽管焦守云成了“名人”，但家里的境况并没有改变多少。受父亲影响，焦家6个子女为人处世低调，严于律己，从不敢“搞特殊化”，都是共产党员。

几十年来，焦守云致力于宣传焦裕禄精神。无论是做报告，还是特别策划音乐电视《焦裕禄之歌》，她都把宣传父亲的事迹当成自己的责任。

电视剧《焦裕禄》剧组找焦守云当策划，她痛快地应允了；一些商家找她当顾问，她毫不客气地回绝了。

对这些事情，焦守云想得明白：“就我父亲的形象来说，有人想拿他的名字做商用机场的名字，有人用他做肝药广告，我妈患有糖尿病，仅仅用了一次某膏药，有人也用她做广告。人家凭啥请我们？不就是让老爷子去撑门面吗？”

她说：“父亲教育我们不能搞特殊，但做焦裕禄的孩子，又的确很‘特殊’——做焦裕禄的子女，要承受很多压力。”

焦裕禄的三女儿焦守军，高中毕业时到昆明某部当兵。养过猪，喂过牛，种水稻，进坑道。1987年，到成都军区档案馆当了一名普通的档案助理员，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焦保钢是焦裕禄最小的儿子，18岁参加工作到兰考县公安局刑警队。办案骁勇干练，是公安战线上的一块好钢，令犯罪嫌疑人闻风丧胆。可惜后来脑出血去世。

这么多年来，那个终日忙碌、身影高大的父亲，在焦家后人心里并没有走远。“不准搞特殊”的家风，焦家上下恪守不怠。

大女儿焦守凤家里的条件比较差。她夫妇、大儿子儿媳以及她女儿和外孙，一家近十口人挤在两间平房里。焦守凤一辈子严格要求自己。焦守凤所在单位有两次分房子，她都拒绝了：“晚上回来能有张床睡觉那就是好的，我不要求多高的条件。”

焦守凤的女儿冯晓红下岗了，她想让妈妈向组织说说困难，哪怕帮她解决一个临时工也行。焦守凤把当年父亲焦裕禄告诫自己的话告诉给她：“自己的路要自己走。”

二女儿焦守云曾在焦裕禄祭日代表全家写过《给父亲的一封信》。信中说：“早已过了不惑之年的我们，同样也是食人间烟火的普通人。像其他人一样，我们也面临着‘票子’‘房子’‘孩子’等种种生活中的难题。家中一样有人下岗，有人待业。虽然也有人当上了‘七品’县官，但大多数在普通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着。我们无论过得好与不好，都记住您的教诲，靠自己本事生活。我们姊妹6人都是共产党员，可以无愧地对您说，我们都是您的好儿女。”

来源｜《国企》杂志2023年9月号

（编辑：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