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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重大阶段性转折

评论: 0 | 发布者: wangxing |来自: 企业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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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已经有30年。1979年到2009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为10%,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是什么因素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未来能否继续维持高增长?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中国经济能够连续30年高速增长主要有以下四个支撑性因素:

第一,相对较低的要素成本,尤其是人工成本和环保成本。长期以来,低的人工成本是我们的传统优势,我们的环境成本相当部分没有计入生产成本之中,因为污染没有治理。低的要素成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于:一是我们的企业有低成本优势,竞争力很强;二是对外资吸引力大,跨国公司是全球配置资源,要选择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外资来投资建厂,当地就有GDP、就业、税收。

第二,高的储蓄率。这是国人的特点,中国人不愿意借债,无债一身轻,储蓄倾向很强。即使在美国,储蓄率很低的地方,华人也是有存款的。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就有30%的储蓄率,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储蓄率一直超过40%。这个特点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储蓄是一个国家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

第三,国外有技术来源。产业发展光有钱不行,技术和资本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产业。前些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技术起点很低,我们需要的技术都是国外成熟的技术,甚至是过时的技术,所以买技术很容易。能很方便地从外部得到技术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极大促进,使投资和产业的形成非常快,完全跨越了自主研发的过程。

第四,较大的国内市场。我国从短缺经济起步。以前许多商品是凭票的,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一个消费热点接着一个热点,消费呈排浪式的,市场是现成的。而且在基础设施领域存在大量有回报的投资机会,这一点很重要,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需求是无限的,但在一定收入水平上有回报的投资机会是有限的。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把企业培育得很大,并使之经受国内市场竞争的锻炼;国内市场饱和后企业会转向外向型发展,并依托成本优势实现海外扩张。

上述四个因素中,除了高储蓄率之外,都是“穷”的因素,或者说是后发的因素。这四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恰恰构成了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条件,所以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不是偶然的。

这30年,我国主导产业发展的逻辑基本是收入提高、市场形成;国内储蓄与国外技术相结合,马上形成投资和产业;依托广大的国内市场,企业可以发展得很大;国内市场饱和后开始外向型发展,利用低成本优势占领国际市场。具体来说,大致是这样的情况:

第一波,1979年至1984年,以轻纺工业为终端的产业群。改革开放是启动性因素。当时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城市职工工资上涨,但有钱买不到东西,说明市场形成了。这其间我国轻工业年均增长12.8%、 重工业年均增长7%,轻重工业增速差别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1984年前后,中国日用消费品的市场短缺消除,轻纺工业的国内市场饱和,开始外向型发展,利用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挤垮了其他国家的同类产业,使中国成为轻纺工业的出口大国。

第二波,1985年至1990年,以家电产业为终端的产业群。日用消费品需求满足后,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家电成为消费热点,家电产业发展的市场形成。这段时间是中国家电产业从无到有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依靠引进技术和生产线,彩电、冰箱、洗衣机产销量都是十倍甚至十几倍的增长。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城镇家电市场普及率已很高,而农村市场跟不上,国内家电市场饱和,国内家电企业开始外向型发展,使中国成为家电出口大国。因此欧盟从1991年开始,正式对中国彩电实施反倾销措施。

第三波,1990年至2000年,基础设施产业群。进入90年代后,我国居民家电需求基本满足,而汽车和住房的市场还没有形成,居民消费热点趋于分散化。但当时基础设施的瓶颈问题非常突出,交通、能源、通信、原材料都很紧张,这为多个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市场条件。整个90年代是中国基础设施大发展的时期,通信热、电厂热、港口热、公路热,带动了机械、石化、电子、原材料、建筑建材等产业的发展。以通信为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通信条件还较差,交了初装费依然装电话难。1990至2000年是我国通信业发展最快的时期,这其间我国长途电话交换机容量增长了34倍,局用交换机容量增长了14倍,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增长了2700倍,技术都是国外引进的。到2000年左右,国内通信业增长开始趋缓,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转而开始外向发展,依靠低成本优势占据了相当大的国际市场份额。

第四波,2000年至今,以住房和汽车为终端的产业群。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进入新世纪后几十万元级的消费开始启动,我国住房和汽车市场开始形成。这十几年中,汽车工业和房地产业是发展最快的产业,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汽车技术同样也是引进的。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引进汽车技术已经是附带条件了: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只转让给了合资企业,并由外方控制;外方的技术只能用于外方的品牌,而且产品不能出口。同时,信息产品市场,金融、保险、媒体、娱乐、教育等新一代第三产业,环保、节能等产业的市场也在形成。

住房和汽车市场的形成,说明中国和世界产业的前沿已经比较接近了。在发达国家,住房和汽车依然是主要的实物消费品,汽车、住房的销售量仍然是判断消费者信心的重要指标。

在这30年的高增长中,我国曾经有3次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偏低,政府不得不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第一次是1989年,当时家电消费热点过后,没有其他消费热点,国内需求不足;第二次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加上住房、汽车市场还没有形成,也是一个消费空当;第三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几次都是政府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启动内需。可见,这30年我国经济的高增长也是有周期、有波动的。

简单回顾一下我国经济30年的高增长,大致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经济增长的内涵是产业结构的升级。30年的高增长,中国经济并不是在一个产业平面上,而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升级上来的。30年来我国的主导产业已经上了几个台阶。结构升级是原因,经济增长是结果。如果主导产业不升级,30年的高增长是不能维持的。为什么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偏低?主要是他们的主导产业已经到了最前沿,没有新的科技革命很难上新的台阶。这个结论也可以换而言之,我们要想保持中国经济在今后若干年的持续增长,只能靠主导产业的进一步升级。

第二,对于发展中大国,国内市场升级是产业升级的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讲,国内市场也是一种资源,规模越大、层次越高的国内市场,它的价值越高。我们可以靠国内市场养大产业、做大企业,也可以靠国内市场换取技术、吸引外部投资。所以,大国一定要尽可能保护和利用好国内市场,尽可能让本国市场哺育本国企业的发展。但这不一定能做到,比如巴西是金砖四国之一,它的国内市场很大,其汽车市场是世界第八大汽车市场。但巴西的汽车工业完全由外资控制,而且都是独资,巴西本国没有自己的汽车品牌。因此,巴西巨大的汽车市场带动的是国外汽车企业的发展。

这里,我想顺便讲一下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的区别。首先,大国和小国的发展模式不一样。小国可以靠国际分工,如瑞士主要靠手表、制药、金融、精密机械等几个产业,其他全靠进口。但是大国不能这样,大国经济规模太大,大国如果靠国际分工,国际市场无法承受,其他国家也无法承受。大国过度依靠国际分工,最终只能是卖什么什么便宜,买什么什么贵。大国的优势在于国内市场大,只能立足于国内市场均衡发展。其次,大国与小国企业发展的条件也不同。近几年不少央企热衷于进入世界500强,这不是坏事,进入世界500强可以提升企业形象。但是其中含金量有多大,我们自己应该心里有数。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仅靠国内市场就可以把企业做得很大,甚至完全不参与国际竞争也可以达到世界500强的规模。对于一个大国的企业来说,进入世界500强并不必然说明国际竞争力高,这和小国完全不同。如果一个小国有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其必然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因为它每走一步都要面对国际竞争。

第三,中国经济30年持续高增长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一是市场的因素。我们的国内市场很大,起点又低,什么都缺。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热点一个接一个。“排浪式”的消费引起市场“排浪式”的扩张,带动整个经济“排浪式”的增长。二是资金和技术的因素。国内储蓄加上国外技术,可以很快形成投资项目和产业。市场形成后,国内产业跟进非常快,形成新产业不断出现、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局面。三是成本因素。低成本使得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强,这种优势在企业外向型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从另一个角度讲,前30年我国经济发展相对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的市场是现成的(市场从短缺起步),技术是现成的(直接从国外购买),企业的竞争力是现成的(成本低是天然优势)。但这种发展模式是有缺陷的。其一,过度依靠低成本;其二,过度依靠国外技术。这种模式的发展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是可以的,但不可能长期如此。因为我们不可能永远这么穷,因而我们不可能永远拥有低成本优势;而且作为一个大国,也不可能靠别人的技术实现自己的现代化。

在中国经济持续30年高增长之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的支撑性因素已经在发生变化。

第一,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我们30年维持低的人工成本是不太正常的。一个较小的国家,其低成本、高增长期一般是10到15年。中国能够持续维持30年的低成本主要原因是国家太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广东和浙江的人工成本上升之后,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千里迢迢去沿海打工,把人工成本压住了。劳动力价格变化有个特点,供过于求的时候可以长时间压住不动,但是一旦供求平衡或供不应求,劳动力价格就会快速上升,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拐点。其标志是,近两年各省最低工资标准大概提高了50%,但很多地方仍然招工困难。同时,近几年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土地、环保成本都在上升,我们的成本优势已被大大削弱。成本优势下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是所有靠成本取得优势的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都在下降,有些产业还要退出,转移到人工成本更低的地方。二是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追求低生产成本的外资不会再有很高的积极性了。

第二,技术来源将会出现问题。前30年,我们国家产业升级主要靠引进技术。那个时期我们和国外产业的差距很大,国外企业把成熟的,甚至是过时的技术卖给我们,对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影响。但是经过30年的高增长,中外的产业差距大大缩小。我们现在需要买的技术往往是国外企业正在使用的技术。国外企业要是把自己正在用的技术卖出去,他们自己就很难生存了。这个问题在中央企业反映很突出,因为很多央企是行业的排头兵,与国外企业的技术差距最小。这几年很多央企反映购买国外技术越来越困难,对方往往很坦率:技术卖给你,我怎么办?尤其是一些战略性的新技术。比如液晶面板,中国平板电视的市场很大,但面板生产技术我们不掌握,国外企业也不愿意转让,中国巨大的平板电视市场带动的基本是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国外技术来源出现问题对我们的影响是:我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将会遇到困难,国内市场形成,但是国内产业跟不上去了。现在国内资金很多,但大家普遍反映没有好项目。没好项目的后面是没有新技术。

第三,市场方向出现了变化。在消费品市场方面,当消费结构达到汽车和住房这个层次之后,后面实物性的消费热点已经没有了,以后中国似乎不会再出现“排浪式”消费的现象了。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有回报的投资机会已经很少了。前30年我们曾有3次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去拉动经济增长,但这三次遇到的问题不一样。前两次,1989年和1998年,有项目,也有回报,但是融资存在问题。基础设施投资是长期性投资,当时的融资渠道基本都是短期性的,短期性的融资渠道和基础设施长期性的资金需求如何衔接是主要问题。但是最近这一次的问题完全不一样了。2008年的4万亿投资主要是两个方向:一是中央政府层面的铁路建设;二是地方政府层面由地方投融资平台进行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最后两个方向出现的是同一个问题——偿债风险。这说明目前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有回报的投资机会已经很少了。市场方向出现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两个方面:一是消费热点的缺失会使消费增长的动力减弱,一波接一波“排浪式”消费带动国民经济“排浪式”增长的情况不大可能再出现了。二是政府启动内需、调节经济增长速度的政策空间变小。基础设施领域有回报的项目可以用银行资金支持,没有回报的项目只能用财政性资金,而财政性资金是有限的。

这些变化如果再概括一下,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时代即将结束了。中国经济将从一种短缺的、赶超式的经济形态逐渐转变为一种过剩的、成熟的经济形态,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将从10%左右逐渐下降。这将是中国经济发展一个重大的阶段性变化,其影响可能比国际金融危机还要大。

这同样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将从一个比较容易的阶段进入一个不太容易的阶段。以前我们的企业发展主要靠成本优势。成本优势被削弱之后,必须重新构造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基础,把成本优势逐步转移到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上来。但构建企业的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都不是容易的事。以前我们很容易买到国外技术,所以国内产业升级很快、很便捷。今后购买国外技术越来越困难,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实现新的产业升级,我们只能越来越多地依靠自主创新,但自主创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挑战。正因为如此,中央一直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果我们转变得好,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一个不太低的增长速度,若干年之后我国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如果转不好,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会停滞,经济增长会停滞,从而进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内涵应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停滞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

(本文根据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邵宁在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优秀成果(首届)发布会上的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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