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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赶超型增长已不适合中国?

查看: 457 | 评论: 0 | 发布者: guanjiayu |原作者: 周天勇 |来自: 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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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国内外学者提出,中国不需要赶超型的GDP增长速度。国内这些学者的理由是,不能再以损害生态环境、房地产虚高、高资源消耗、质量低下的模式去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国外学者的看法大都集中于中国不能再以加政府、企业和居民债务杠杆,来谋求经济中高速度增长,以避免积累金融体系风险而波及到全球经济的稳定。这些担忧不无道理。但是,也失之于片面。笔者认为,惟有突破性和大力度改革释放的动能,才能推进国民经济良性和快速增长;也只有实施赶超型经济增长战略,才能初步建成现代化国家,并最终成为现代化的强盛国家。

没有赶超型增长根本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为中国复兴提出了伟大的发展战略,即在2035年时,初步实现现代化;到2050年时,成为现代化强国。全世界为之瞩目,也使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和信心倍增。那么,怎么样才能使中华民族实现宏伟的发展目标?我认为,发展水平从中等收入阶段迈进高收入门槛,是最为重要的衡量指标。

没有一定的赶超型GDP增长速度,2035年时,能从中等收入发展水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吗?回答是否定的。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2015年人均GDP高于12735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即使2016年高收入门槛提升2%,高收入门槛就是13000美元。2016年全球人均GDP为10000美元左右,中国人均GDP为8100美元,与世界平均相差了1900美元。假如2017年高收入国家门槛又提高了2%,人均GDP为13260美元,按照GDP总量增长6.85%,5‰增长率的年中平均人口,年平均美元汇率等因素计算,2017年中国人均GDP大体为8500美元,与高收入门槛相差4760美元,我们只完成了迈向高收入门槛路程的64.1%。

1960年时,世界上有101个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到2007年时,仅有13个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3000万以上的人口大国,只有日本、西班牙和韩国三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1世纪以来,又有一些国家和地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至今有57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进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门槛。人口大国中人均GDP只有波兰2016年以12500多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在3000万人口以上的大国中,俄罗斯、巴西、印尼、泰国等,或者进入高收入门槛后又跌出,或者长期在高收入门槛附近徘徊。因此,大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中,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更不会例于此外。

恶性通货膨胀,金融风险暴发,汇率对外急剧下降,也会导致由于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贬值而使人均GDP水平发生垂直下降,使前面赶超型增长速度形成的位势下跌,或者离高收入门槛越来越远,或者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又跌出高收入门槛之外,重新陷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成为失去现代化的国家。

当然,从全球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博弈看,后发国家若自动放弃GDP赶超型增长,就国家利益而言,先发国家一定是乐见其成。用加债务杠杆的办法去谋求赶超型经济增长,因为通货膨胀和币值下跌,结果还是会欲速而不达。然而,若有别的能够增强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的途径,获得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却没有去寻求,增长长期徘徊在中速左右,甚至中低速增长,可能会铸成历史性的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动态地看,人均GDP高收入门槛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将不断地提高。而且,从近期国际各大组织对2018和2019年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在3.5%到4%之间。高收入国家门槛年平均提高速度,很可能不会在保守估计的2%水平上。如果世界经济在2018到2035年间平均增长速度为3%,或者高于3%,中国平均经济增长若不高于中速4%的水平,2035年根本就没有希望进入高收入门槛。因此,如果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志,而中国要想在确定的时间之前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唯一的行动战略是赶超型的经济增长,根本就没有其他途径可选。

中国仍然有经济增长V型翻转的空间和领域

当然,中国因过去人口调减力度过大和时间太长,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和经济主力人口的逐年收缩,国民经济再如过去一样,平均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长的可能性已经不大。并且,传统的经济领域和格局定式,过去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发展方式,制造业的全面过剩,经济增长速度的逐年下行,经济政策促进增长的两难等等,一些模型通过人口、劳动力、资本生产力、收入、需求等因素的预测,似乎未来长期是一个L型增长的阶段,容易使许多学者感觉再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似乎已经无望。

那么,中国未来,还有没有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呢?我认为还是有的。理由在于:

(1)我国盐碱地、荒漠化、沙化地和废弃工矿用地等未利用土地超过70亿亩,其中可改造的未利用土地超过15亿亩—20亿亩。仅仅改造其中的10亿亩,每年新增GDP将超过5万亿元。目前将土地改造成可利用土地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等技术已经成熟和成本较低;在西北和华北提高含水云层降水率及地面工程调水等技术和经验也在成熟,成本也在降低;只要有体制和政策,资金的投入也不是问题。仅此一项国土改造、增加淡水和增量土地产权改革组合,给中国新增耕地、林地、湿地、建设用地资源,建设小城市和城镇、新农村社区,增加粮食等农业产品供给,提高森林覆盖率、容纳人口生存、创造成亿的就业机会,会极大地扩中华民族的发展空间,实现一波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2)中国还能找到、开放和拓展许多有经济增长潜力的领域。如3000米以下的低空领域,美国通用航空产业创造的GDP为其总量的0.8%左右,而我们几乎是空白,才开始起步;再如,虽然我们制造业相对过剩,货物贸易是顺差,但旅游、教育、医疗卫生、健康、养老等等服务业由于体制原因而开放度不高,供给不足,服务贸易逆差实际上远大于公布的数据;再比如我们的林业,由于产权年期太短而社会资金不愿意进入,不能形成林业、林下食品、中药、旅游、养老等综合林业经济;还比如,在许多国家中,慈善、商会和其他协会,是社会组织,社会募集资金,向社会服务,是增加公益就业和发展公益性服务业的重要领域,而我们却形成了行政性组织,消耗政府拨款、成了经济发展的负担。如果大力度改革和向社会开放上述领域,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3)推进户籍、土地、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体制的改革,加快能够市民化的城市化,促进城乡要素能够双向顺畅流动和盘活休眠和低效率的资源,也会促进经济增长的速度。按照一定人均GDP水平上应有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我们偏差高了13个百分点,致使有限的土地上多堆积了1亿农业劳动力,使其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下;而农业生产小块化和碎片化,即使流转经营的大片土地,也因产权结构的复杂性,预期不稳定,风险较大,不舍得投入,在短期中用化肥和农药掠夺地力;由于农村不能交易的僵尸资产,几乎得不到抵押贷款,城镇社会资金也不能够进入农村增强农业和发展其他产业。如果我们在上述体制方面推进改革,将促进人口、劳动力、资金、技术和项目的城乡双向流动,调节土地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更好地在城乡、各产业中有效地配置,并使农村和农民得到发展的资金和财产性收入。这也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动能非常重要的来源之一。

(4)创新活力也是中国增长的强大动能之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恢复提高考和正规化教育毕业了数以亿计的大中专学生,产业发展造就了以千万计的科学家、发明者、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出国留学形成数以百万计的海外人才,我们的科研条件也今非昔比。然而,体制的禁锢、机制的僵化、激励的不足,仍然是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最大障碍。如果对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国企研发中心,技术项目给以职务发明者知识一定比例的股权,所有成果除极特殊规定的强制向全社会开放,创新投入和研发人员的税收、薪酬等激励机制到位,理顺从天使到上市等环节的科技融资体系,大力度解开非土著和非国内科研人员户籍管制、居住限制、子女教育歧视、身份限制、公共服务不均等各方面的体制束缚,将会形成推动国民经济中高增长的创新暴发力。一个先例是,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颁布实施职务发明有股权和强制向社会全面开放技术的《杜拜法案》,促成了其闲置和被限制在各教育科研机构及军用体系中的计算机、移动信息、核能、半导体、材料等技术,向产业应用转化,形成了其20世纪80年代芯片、计算机、网络、移动通信、信息高速公路、核电、航天等第三次产业革命,实现了10年左右美国经济的复苏和繁荣。我们也可以用突破性的知识产权改革和大力度的向市场开放,实现中国自己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形成一波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5)从经济发展的资源和要素来看,60%的贷款配置给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70%的企业用土地资源也分配给了国有企业,只有40%多的信贷资金配置给了非国有经济,而且国有企业贷款的利率为4%到5%,私营经济从银行中得到贷款的价格则平均为12%。国有企业还拥有相当多当年无偿划拨的土地。如果国有企业也以私营企业同样的价格获得资金和土地,则整体上要亏损5万亿元以上。如果我们能够大力度地推进改革,形成一个土地和资金平等和竞争性的供给体制,彻底取消要素分配对私营企业的所有制、配额和价格歧视,公平地调动全体人民创业、投资、建设和经营等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使更多的土地资源和资金要素有效率地配置和使用,就会在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如果效率与民营经济一样,就会增加5万亿左右的利润。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走势并不是在波幅很小的状态中稳定增长,而是经历了三次大起大落。每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行,都是由V型增长翻转为上行的。39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9.6%左右,最高的1984、1992和2007三年,增长率分别为15.3%、14.1%和14.2%,比平均值分别高出5.7、4.5和4.6个百分点。从历史的经验可以看出,国民经济增长可以进行V型翻转,每次上行都是由大力度的改革推动实现的。即使在未来的一些年份中,比照历史也可以实现高于平均值至少2到3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通过新的大力度的改革,也可以获得8%,甚至高于8%的经济增长率。

实际上,原来思维定式中没有想到的新的更广阔的空间,并且松绑和理顺禁锢人民推动发展工作力和创造力的既有体制,就是我们国民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巨大源动力之希望所在。

经济提质增效可能需要理清和正确处理的八大关系

目前学界,甚至是实操界有一些对经济形势和应对思路及政策的讨论和看法,逻辑、路线图、改革先后和政策组合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研究。需要补充讨论的是,可能要更进一步地认识清楚以下政策、改革、发展和开放中的八大关系,基于此来更加深入地理清思路、制定方案、相互组合、深化改革、推进发展和科学开放。

一是可能需要理清和处理好增量改革扩大发展与存量改革激发活力之间的关系。从改革的历史经验看, 20世纪80年代初,允许在国有之外发展乡镇企业和设立特区及“三来一补”;90年代初允许外资在中国设立企业使日韩台港资金进入;90年代后期改革工业部体制,21世纪初清理近2万条法规,加入WTO后制造业全面开放,欧美日韩等跨国公司大举进入投资。这些均为增量改革推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翻转为上行。

一些学者对未来会不会再有V型增长有疑虑,我认为关键是有没有突破性的改革,带来增量式的增长。增量改革形成增量发展,还可以带动存量改革,激发存量内的活力。增量改革促进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消化金融体系中的不良资产;其扩大的发展空间,可以转移存量中的劳动力使其再就业;其经验,可以给存量改革形成经验和样板。而主要精力放在存量改革、调整结构、升级转型上,其时间可能很长,风险很大,没有回旋余地,甚至可能使增长速度更加放缓。

二是可能需要理清和正确处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增加居民收入与扩大消费、化解过剩之间的关系。目前国民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居民大众收入水平相对低,国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与快速技术进步和较强生产能力形成的生产过剩之间的不平衡。

如果仅仅是供给侧方面的去产能、降低成本(极有可能是减就业员工以降低工资和“五险一金”)、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员工)等,结果不能提高劳动者的工资等收入,使居民大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更加不足,而生产会更加过剩。因此,供给侧改革,需要与增加就业和提高居民大众收入之间,特别需要与鼓励中小微企业、民营经济、非正规就业等发展之间,加以平衡。

三是可能需要理清和正确处理经济政策工具与体制改革组合之间的关系。2018年财政扩大赤字、发行国债、减税清费等扩张性政策,与征收环境税、中性货币等收敛性的政策相搭配;去产能、减工作岗位等收敛性的改革,要与各类促进就业等扩张性增量体制改革相组合;而总体上收敛性的经济组政策,要与设计的总体上能够扩张经济的改革相组合。否则,若经济政策组合总体上为收敛性,而改革组合也选择了收敛性模式,加上客观的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长速度放缓的可能性和深度就会加大。

四是可能需要理清和正确处理推进收敛就业空间的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与扩张就业空间的适度技术和产业模式之间的关系。我们目前有这样的国情:2016年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27.7%,比一般的国际同样发展水平上的平均值15%超过了12.7%,在农业领域中淤积了1亿劳动力;28171万农民工中受教育、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分别为1.3%、16.2%和58.6%,也就是说76.1%没有接受过高中教育;制造业中传统技能的劳动力可能在5000万左右,农村教育水平堪忧的留守儿童6000万,未来也将会成为知识水平不高的劳动力。这样巨额的较低知识水平人口,劳动力大规模失业风险,与技术进步日新月异、资本有机构成快速提高、智能机器人大规模替代等转型升级之间,将会形成严峻的冲突。

如果不在税收、法律、政策等方面加以引导和平衡,想仅仅通过未来新经济创造的财富,再由政府集中后“反哺”规模如此大的人群,可能会发生导致低效率、转移支付腐败、财政赤字和金融体系风险等诸多问题。

而且,技术进步和资本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居民大众因就业困难、收入相对低水平、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考虑到我们的国情,适度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微企业、非正规就业、小商小铺、流动商贩等等,应当在很的时期中,是我们发展模式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五是可能需要理清和正确处理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与降低成本和增强制造业及国民经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比如包括产品质量性能改善、产业技术水平提高、扩大高端消费品生产、提高投入产出比、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排放、恢复生态环境等等。

比如煤改气,调整能源生产、进口和需求结构,减少雾霾和碳排放,其需要面对的现实是:中国在能源资源方面是一个贫气而富煤国,如果工业、服务业和城镇生活用能全面地煤改气,将会大规模增加天然气的进口,引起国际天然气供给与需求关系的格局性变化,大幅度拉涨天然气的价格,不仅消耗巨额外汇,也将大幅度提高实体经济用能成本,使目前中国制造业成本更高和竞争力更弱,居民取暖热水灶用生活成本也会增加,而政府因煤改气及其居民生活补贴,也将背负上沉重的财政支出。

因此,怎样立足中国能源资源国情,着力于能源自给,开发既低零污染和低零排放并实用,又低成本的太阳光热光伏、风能、生物质能、清洁用煤等适用能源技术和能源供给,至关重要。我们绝不能建设一个虽然可能是“高质量和高水平”,但成本太高、竞争力较弱的国民经济体系。

六是可能需要理清和正确处理体制内大力度深化式改革与对体制外突破型开放式改革之间的关系。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群团组织、行政和事业性协会、国有企业等,可视作体制内;而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非国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国有的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其他所有制经济,民间协会,宗教团体,第三方仲裁,非正规就业人士等等,可视作体制外。20世纪80年代时,就是在国有的计划外,用大力发展体制外乡镇企业的改革方式,倒逼国有企业进行面向市场的改革。90年代在体制外大力发展个体商户、民营企业,引入外商投资兴办工厂,竞争使体制内国有企业不得不开展减人增效、降低成本的改革;而21世纪,开放引入欧美、日韩等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与狼共舞,迫使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更新装备、采用新技术、提高产品质量。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采取改造土地、造林、通用航空、教育、医疗、养老、政府采购、国防需求等等领域向体制外开放的方式,配以更明确土地财产所有权、时间更久长如100年土地林地年期、比例更高知识产权、更严格保护私人产权保护制度、改造土地更大建设用地比例、更少限制社会资源准入等等更大力度的改革,使体制外改革带动、促进和倒逼体制内改革,体制外机制嵌入和激发体制内活力,并且体制外改革转移和消化体制内改革所要面对的债务和员工。

比如,可以更大程度放开国有企业的二级和三级公司,与非国有的企业混合改革,改变其机制;还比如,可组建非国有的投资基金等,投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中的新技术,使其产品化和产业化。

七是可能需要理清和处理好新形势对外开放与外带内动、利益回流、控制风险和国家能力可持续之间的关系。在“一带一路”走出去过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相平衡,合作发展与利益共享相平衡。

(1)在国际产品提供方面,要分清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的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准公共产品、国家产品和商业产品,中国可以提供扶贫、维和、气候等方面的资金和人力,也可以向一些国家提供无偿援助,以帮助建设公共工程、资助教育、医疗服务等国际公共产品,包括一些低息贷款等准公共产品,但应量国家财力而行;而一些在对方看来是公共产品的高速公路和铁路等,对于中国来说是国家产品,即对方要用其财力,或者国家以物易建的方式进行支付,这类产品坚持保证质量、等价交换、必须支付的原则,不能任意扩大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范围。而企业在他国提供的产品,一定是商业产品,毫无疑问,需要按照国际市价进行交易,贸易、投资和经营要获得利润。

(2)制造和贸易方面,实施出口升级替代和出口区域开拓战略,促进中国智造、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性能和竞争力,形成中国品牌和销售渠道,拓展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市场。

(3)体制机制方面,形成国家倡议引导、企业为主体、世界市场调节、国际规则约束、第三方仲裁、有关政府部门及协会协调的对外开放;形成国内投资和母公司与在外股份公司、子公司的科学管控体系,促进在外企业向有竞争力的现代跨国公司体制改革和转型。

(4)产业发展战略和组织方面,产业转移要形成内外企业间分工协作、在外生产带动国内产业增长的格局;工程项目应当更多地争取总承包方式,形成设计、投资、提供装备、建设安装、投产、原材料及配件供给、运营服务等全过程参与;横向在投资、建设、贸易、融资、服务等方面相互配合,综合推进;“一带一路”规划实施中,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企业驻入、市场兴旺、产城同步等关联推进,基础部门、生产部门和消费部门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5)风险防控和收益保证方面,中国所有在外投资,国家产品和商业产品,一定要进行可行性研究和风险评估,将未来损失控制在最低程度。总体上,要掌握、评估和监督中国在外投资、海外资产的规模、结构、流向和效果等情况,防止出现不良资产,防止投资与财力和后续资金供给不适应和断裂,防止严重亏损,使中国在外投资总体上有净利益回归国内。否则,就会造成投资、收入的对外漏损,对国内经济增长造成下行压力。

八是可能需要理清和处理好既定潜在经济增长能力与可变潜在经济增长能力之间的转换关系。一些学者从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土地等资源约束、服务业比例升高等因素,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中速增长的区间,国民经济不可能再中高速增长。从历史上看,20世纪90年代初时,学界也曾有过中国经济能否高速度增长的争论。持适度经济增长观点的一派学者测算和提出5%的GDP增速最为适当。

然而,1992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启动,加上加入WTO接力,一直到2011年,经济平均以10%左右的速度高增长了30年。目前来看,财政和货币政策不能改变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但是,改革,特别是增量性改革,可以扩大增长的空间,可以改变决定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的一些基础因素。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仍然强劲的自信,来自于能够扩大发展空间的突破性改革。

建设强盛中国:突破性改革推动中高速增长的思路

一些学者认为,未来的发展不以GDP增长速度论英雄,今后的要侧重于发展的质量;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以后不能再以追求GDP为中心,社会民生、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是重点;改革的关键也不再是经济体制,而是要以社会和法制等体制改革为关键。我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中国虽然经济规模居美国之后为全球第二,但是,中国目前还并不富裕。2017年人均GDP水平与全球人均GDP水平相差大约在1600美元左右,如前所述的与高收入门槛也相差近4800美元。

中国城乡和区域间发展还很不平衡,从居民收入看,据统计数据和我们计算,2016年城镇户籍居民、城镇非户籍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7884元、22990元和12363元;统计公布的吉尼系数为0.465。从地区发展来看,东部一些地区人均GDP水平已经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而中部地区离高收入门槛还较远,西部和老少边远地区则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

解决中国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安全和国防等问题,需要更多财力的积累。从经济上看,目前地方政府高债务的降低,需要经济发展形成更多的政府收入去逐步还本付息;企业在银行体系的债务需要扩大的GDP,既增长着的收入,减少违约,并在金融资产体系中通过日益增长的良性资产而降低呆坏帐比例,保持金融体系和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

从政治和社会方面看,政府也需要GDP的增长,扩大税源基础,才能保证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支出的需要,特别是社会民生方面的教育、医疗、养老、失业、低保、廉租房等民生支出,也要以日益增长的税收作为开支的来源;就业是民生之本,GDP低速增长,失业的压力就较大,特别是青年人工作的机会就相对收缩,我们必然会面临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而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保证国家的安全,国防事业的发展也需要强大的财力来支撑,税基和税收就是其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企业税负率较高,对于实体经济,需要减税清费降社保及减其他成本来休养生息,增强国民经济的竞争力。客观地讲,这确实与居高不下的公共管理支出和日益增长的民生开支需要,形成收入和支出的两难。关键我们是循着什么样的思路去走出困境。一种思路是,精力放在存量提高质量等方面,而容忍GDP低速增长,使我们在收支方面摆脱不了两难困境;一种思路是,推动增量式突破性地改革,扩大增长的空间和领域,增加税源税基,来转移和良性地走出政府收入与支出的泥泽。

由于计划生育实施时间太长和力度太大,未来几十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将非常严峻,抚养比和需要支付养老金的规模将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大。虽然老龄化形成的养老成本高是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一个压力,然而,过低的增长速度则会形成更加巨额的养老金缺口。也就是说,我们今后需要更多的钱用来养老,要动态地提前储备日后需要的养老财力。没有数次中高速的GDP上行增长,没有盈利、税收和社保的积累,我们未来将无法应对老龄化对巨额社会保障支出的需要。

因此,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中国既要提高发展的质量,也要谋求经济中高速的增长速度,以创造更多的GDP。

如何支撑和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从逻辑上看,首先要推进供给侧改革:减税清费降社保,还要通过改革降低融资、运输、能源和土地等成本使企业休养生息;推进农村宅地耕地林地和其他经营性用地产权改革,深化知识产权改革,特别是结合增加淡水供给工程、空中增降水技术、未利用土地改造技术,突破性推进增量土地产权改革,配合推进城乡户籍、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使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盘活,并扩大发展的空间,增强经济增长的动能。

其次,投资改造中国西北和华北国土,是一项新的大开发和振兴中华的伟大工程。由于陆地调水工程、空中增降水技术、土地改造技术、植被恢复技术等等可选择性增多、可行性成熟、成本逐步降低,为中国更多地通过国地改造和整治获得更多的可利用土地,西移和改变胡焕庸线,扩大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据资料,仅南疆就有干旱非沙漠土壤地2.3亿亩。据清华大学专家介绍,空中增降水技术,可以在西北和华北,增加6条黄河的水量。我们至少可以增加15亿亩可供利用的土地。

通过开拓新的发展空间,结合新技术新经济领域,开放被抑制的低空、教育、医疗、养老和旅游等领域。通过增量发展空间的扩大,弥补逐步相对收缩的房地产和传统制造业等领域,改变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给社会资金创造新的投资机会,留住和改变资金的内外流向,甚至吸引国外直接投资进入中国新开发和新开放的领域,提高国内投资增长率,新增GDP发展逐步消化金融体系中的不良资产,逐步降低债务比例,从经济增长预期、内外资金投资平稳流动和金融体系健康方面,稳定人民币币值。

再次,扩大发展空间和开放增长新领域,可以加快人口流动和迁移,改善劳动力就业分布,新改造土地要素、新发展条件与劳动力要素重新组合,鼓励人民在新的空间上创业就业,发展新型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新的农村社区,创立新型农场林场,新的发展空间中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经济效率,给国民经济注入强大的增长动能。前面已述,农业中窝积多余的1亿多劳动力,加上未来传统工业产业需要转移劳动力,被智能机器人替代的需要再就业劳动力,以及复员军人、毕业大中专学生、农村毕业留守儿童未来劳动力等,这些以后在新经济中难以就业的劳动力人口,可以在扩大了的发展空间找到他们的机会,既有利于就业民生,也利于社会的根本性稳定。

第四,提高居民大众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富裕人民。在传统工业和建筑业就业相对收缩的情况下,我们通过增量突破性改革和扩大生存发展空间的方式,大规模地创造创业和就业的机会,并通过增加新财富的办法提高居民大众的收入。通过转移人口较快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保证提高城镇非户籍流动人口收入,稳定提高城镇户籍居民收入。并且,在增量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特别鼓励创业创新,注重中小微民营企业发展,发展中小家庭和合作农场,新农户可以农业、林业、旅游、农产品加工、养殖等综合创业和经营,扩大中等收入的家庭和人群。精心设计增量改革和增量发展的模式和政策,调动人的积极性,劳动力更多地参与创造财富的过程,充分发挥劳动要素的贡献,产业组织中小微型化和劳动密集化,缩小城镇居民、城镇流动人口和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使其成为共同富裕的机遇。

第五,有效地扩大国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2012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主要原因还是生产过剩,其另一面就是需求不足。从未来看,中国出口需求增长因贸易保护主义回归,仍然有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投资需求遇到高杠杆率约束,技术进步也使工资转化率下降削弱了投资扩大消费需求的功能。因而,基于13亿8千万中国人口规模,通过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扩大中国国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是克服生产过剩的的关键。我们的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和城镇非户籍人口的收入消费率分别要远高和高于城镇居民,想法设法,通过增量改革和增量发展,加上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以及深化户籍和其他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将会有效地增加这两个群体居民的收入,形成快速增长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这样,在新的土地上,建设新的城镇和农村,修建新的住宅,建造新的交通道路、机场、车站,发展新的工业,在人们投资、创业、就业创造财富的同时,扩大了建材、能源、建筑安装、住宅装修、家居用品、日常生活消费品、工农生产原料及装备等等方面的需求,这可以扩张10年以上持续和强劲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一举改观可能会长期发生的需求低迷和生产过剩,再实现10到15年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总之,我们有的是业已成熟和可用扩大我们发展空间的技术,国土和领域有的是回旋的余地,有的是工业和交通等生产力基础,有的是人民创业创造的精神,虽然人口少子化、老龄化、经济主力人口减少,给我们形成了很大的消费需求相对收缩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压力。但是,城市化滞后,大众收入差距,产业中过多的劳动力淤积,正好也是我们通过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相结合的方式,启动新的人口迁移和市民化,转移和扩大就业,实施居民大众收入倍增行动的机遇和空间。鉴于此,我们可以对中国未来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能力,怀有乐观的希望和充满坚定的信心。

关键的是,我们不能被束缚在原有的眼界和思维定式中,老龄化趋势和人口城市化余地不等人,我们要与时间赛跑,宝贵的改革时间不能消耗在无休止的思路争论、方案设计、反复论证、轮番试点、立法在先等等之中,精力不能被陷于存量的纠缠和挣扎中。看准的事,就象1977年恢复高考一样,只争朝夕,果断推进,必须增量与存量互动,通过突破性和大力度的改革,扩大发展的空间,显著释放活力和动力,有效地增强国民经济增长的动能和潜在经济增长能力,使我们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经济的中高速增长,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2035年时,确保初步实现现代化,到2050年时成为一个强盛的现代化国家。

(编辑:管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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