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特别文章——
鲁迅怀念藤野先生，到底在怀念他什么
每年教师节，都照例想写点儿什么，这可能与我那段为时不长的教师生涯有关，可能有那么一点儿情怀在里面。今天正好看到小朋友在读《藤野先生》这篇文章，那我就以这个为话题，聊一聊鲁迅和藤野先生吧。
一
鲁迅离开东京时，心情应该是很糟糕的。他来东京，本来是想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然而这里并不如他想像。弘文学院只是一个“速成班”，不是什么正规教育，教授的都是普通知识，不是专门的学问。鲁迅对前途看不明朗，是因为他也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弘文学院就是一个赚钱的生意。
事实也是如此。当时中国在日本的留学人数每年在1万左右，多的时候到2万人，比到欧美留学的人数高十倍以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西方当时对中国留学采取的是保守政策，而日本则是在中国的需求中寻到商机。清朝未期，中国新式的近代学校还没有成形，而国家又急需先进的科学教育，一些日本的留学机构便和中国留学机构合作，在国内鼓吹速成模式，类似于弘文学院这样的教育机构就成了日本捞金收创的渠道。以保守的共十万留日人数来算，每个人在日花费一万两白银，加在一起就是十多亿两白银。十多亿两白银是什么概念？这个数字超过近代所有中国对外赔款的总和，是马关条约的五倍。这些留日学生大多家境优渥，花费相当高，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他们基本是被当作肥羊看待的。
和鲁迅一同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法律经济的同学们，虽说在这里感受学习到了欧化精神，但比起自然学科，他们更爱结队游玩。“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着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子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是标志极了。“这群从中国来的学生，他们本身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到这里却每天只是游玩享乐，不务正业，还在辫子上做花，和赶时髦的小姑娘一样，扭捏作态。无论是从精神追求方面考虑，还是审美上的差异区别，鲁迅都不可能跟他们走不到一块儿。他对他们只是失望和鄙夷。同时他还有更深的失落，这种失落来自于对他们背后的国家的命运的担忧。崇尚自由精神的学子尚且如此，国家的命运可想而知。
二
鲁迅是在这种被失望、迷茫和落寞包裹的情绪中来到仙台的。而仙台的情况比起东京只有更糟。
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风气习性比不了东京开放，文明程度还要更低，“这里总体有说中国人坏话的风气，骂中国人是‘梳辫子和尚’”。鲁迅在医专的日本同学，也公然对他排齐，把他当成异己孤立。他当时日语不好，新学的医学学科专业名词非常多，也没有一个同乡可以寻求帮助，学起来很吃力，通过努力拿了个中等名次，还被怀疑做了弊。 “因为中国是低等国家，中国人都是低能儿，怎么可能考及格？”
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可能也只有家国信念能够支撑。可当时日本和清廷及俄国的战争刚结束，日本作为胜利一方，正在以各种形式回味胜利的喜悦。鲁迅回忆说，他们班上放电影，内容是日本人和俄国人打仗，有个中国人夹在中间给俄国人做侦探，被逮捕要枪毙，旁边还有一群中国人，围着喊万岁。这种滑稽、诡异的场面对一个以救国报国为信念的学生来说，冲击力是巨大的。条件的艰苦可以忍受，学习吃力可以忍受，被讥讽排挤也可以忍受，但看着同胞被枪毙、还有同胞喊万岁，这令人绝望。
可我们知道，鲁迅从来都不是一个悲观者，即便是在吃人血馒头的年代，他都还是保有着希望的态度，现在这种处境，他更需要的是安慰和鼓励。藤野先生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出现的。
三
藤野先生教授解剖学课程，这门以严谨为第一要务的学科符合鲁迅的心理需求。他学得虽然吃力，但十分用功。藤野先生后来在日本发表的《谨忆周树人君》一文中说，“记得那时周君的身体就不太好，脸色是不健康的血色。当时我主讲人体解剖学，周君上课时虽然非常认真的记笔记，可是从他入学时还不能充分的听，说日语的情况来看，学习上大概很吃力。“
对于处于迷茫和怀疑之中的鲁迅来说，学习科学是让他能够让他忽略仙台的寒冷天气、还有糟糕的食物、以及同学们恶劣的态度的方法。而藤野先生在这个过程中对他的指导和帮助，则是对他最大的鼓励。“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考试及了格，就是作了弊”，在这样一种整体欺辱打压的氛围下，老师愿意和你交流学习，给予悉心指导，就是对学生最大的支持。
藤野先生注意到了同学中对鲁迅孤立排挤的现象。他说“尽管日清战争已过去多年。不幸的是那时社会上还有日本人把中国人骂为"梳鞭子和尚”说中国人坏话的风气。所以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有这么一伙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当成异己。”彼时日本与中国交恶，日本民间对中国人整体有敌视的态度，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领政府薪水的公务员一般会保持与主流舆论一致性的态度，不敢有标新立异的言论和举动，即便看法不同，多半也会缄默，更不会对中国人表示出实际的关爱，这是一个在小心翼翼的社会环境下的正常反应。藤野先生的高贵之处是在于保持了独立人格，以自己的判断来指导行为，他早年和中国文化有过接触，对中国有一定的了解，对像鲁迅这样的中国学生表达出尊重和关爱是其情绪的自然反应。不用顾忌他人的看法，不揣摩领导的意图，凭自身意愿做事，尊重常识，这是藤野先生与仙台医专其它人不同的地方。这种人格上的光明和磊落，对鲁迅影响最大，也是鲁迅最为尊重的地方。鲁迅后来表现出的独立之精神与和评判之人格，不能说与求学时期藤野先生的影响无关。
事实上也是，我们回想起学生时代的老师，有那么一两位具有独立人格和精神的老师总是会让我们格外敬佩，可能我们当时说不出这种敬意来源于哪里，但无形之中，它的影响实际已经深深植入。
至于说藤野先生治学上的严谨，则可能是一个认真负责的老师的常规举动，不算是什么特别行为。后来有些分析认为，藤野先生对鲁迅的悉心指导，有出于尊重鲁迅以及鲁迅背后的中国的因素，我们不排除这一点，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这只是一个教学负责的老师无区别对待一个勤学学生的态度。
“于是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看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记错的地方添改过来。如果是在东京，周君大概会有很多留学生同胞，可是在仙台因为只有周君一个中国人。“
藤野先生让鲁迅把讲义抄给他，过了两三天又还给鲁迅，说以后每隔一个礼拜都要送给他看一回。鲁迅打开发现讲义居然从头到尾都被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
包括解剖课上的一节，“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从这些内容里，我们并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之处，这都是一个老师的本份，是规矩工作、认真教学应该做的事情，无非是这种关照发生在了一个中国学生身上，便觉得有些不一样了。
四
“电影”事件和其它政治事件对鲁迅产生了重大冲击，他的思想行为进一步升级。他意识到，中国之疾可能不在肉体，中国人的精神可能更需要冶疗。以此，他和藤野先生告别。临别前，藤野先生真情流露，脸上有“悲哀”、“凄然”之色。鲁迅于心不忍，还讲了一个“生物学”的谎话，但藤野先生心里清楚，以叹息告别，还赠送照片为念。
赠送照片之举其实也不需要太多解读，在那个时期，摄影是时兴玩意儿，朋友同学间交好，彼此赠送照片是常见的事情，一般赠照背后，还会落有签名，也是流行之举。藤野先生性情率真，与鲁迅在学习交流中建立师生之情谊，临行临别，嘱语之外，附送照片是正常情谊的表达。
而“悲哀”和“凄然”，则是情谊另一种体现。彼时的中国，昏弱无能，杂乱无序，学生弃学，即将面对的是这样一种社会。他的前途会怎么样？放弃学医，在那样的环境下，他的生计靠什么维系？如果医学都不是他的追求，那他的追求在哪里？如果医学都救不了人，那鲁君所在的中国还有救吗？他该怎么办？等等这些，是一个老师于本份教学、认真工作之外，发乎本性的对学生的关怀，唯有这种真诚的关怀，才动人心魄、感人至深。
鲁迅离开仙台医专后藤野先生的经历遭遇后来一些报道有过记载，我们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们唯一要提一提的是，多年之后，鲁迅在中国和日本两地享有文名，藤野先生也为日本读者所知。家人把《藤野先生》一文交到藤野先生手上时，藤野先生说，原来是周君呀。文章第一句，“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这样平实的描述，是一个学生对有着独立人格又有着真实情怀的先生的最深诚的怀念。
（作者刘伟鹏系作家、汉字学者）
《鲁迅怀念藤野先生，到底在怀念他什么》一文收录于“汉字探花系列丛书”之《以字为阶，探析先贤的精神世界》（刘伟鹏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
（编辑：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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