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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昱航:以强引力吸聚企业入雄安

|原发: 企业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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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公布,极具爆炸性。这么重要的国家事项,事先没有透露任何消息,突然在4月1日这一天由央视新闻联播播出,震撼力自然不一般。

有人感叹这次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甚至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全程有世界各国媒体紧盯,也没有嗅到任何线索。当然,消息保密的理由可以理解为了防止炒房。如今,中国炒房已形成巨大的洪流,只要哪里出现低洼,出现缺口,这股洪流就会汹涌而入,以至于设计者不得不小心行事,牢筑堤坝。

据公开的信息,雄安新区定位是重点承接北京疏解出的与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无关的城市功能,包括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可见,企业是拟搬迁的一个重要目标。随着雄安新区建设的推进,一大批企业迁往新址,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迁出北京,企业未必都乐意为之。之前的事实表明,北京对企业(当然不限于企业)的粘性还是很大的。天津有意承接北京的相关产业,但北京的企业要么不愿迁,要么迁了也白迁。有时候两地政府间签了协议,企业却不配合;即使是一些注册在天津的企业,主要办公也是在北京。余额宝注册地在天津河西区,但在河西只有六七个员工,大多数员工办公在北京。甚至连天津政府投资的一些金融企业,大头也在北京。

对那些在北京已发展多年的企业来说,搬到另一个城市,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迁址对员工生活节奏的打乱。在北京生活了多年,住房、医疗、子女上学⋯⋯都已“成型”,如果工作地点突然换到另一个城市,对生活的影响完全是破坏式的。雄安离北京近,也许是选址的重要考虑因素,但这样的距离,“工作在雄安,定居在北京”仍是一个难题;而“放弃北京,定居雄安”,更不现实。员工适应不了工作地址变迁,那企业必然面临人才的流失,这是企业应付的一大成本。当然,肯定还有其他成本。

迁出北京,企业是有代价的,所以要让企业乐意往之,就必然报之以一定的发展机遇。只有潜在的机遇超过迁址的成本,才能保证企业的主动性。否则,政府就只能靠行政命令逼迁,而这样做,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一是对企业不公平,也不符合法治原则。企业在哪里发展,企业应该有选择权利,如果政府为了公共利益非要对企业的决策施加影响,那么,对企业应有相应的补偿,企业要能自愿接受,否则,凭单方面意志靠强制手段给企业压力,必然影响到企业的发展积极性,也是对市场配置资源原则和市场秩序的破坏,和法治精神背离。二是影响更多的是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影响有限。“国企是政府计划经济的产物”,政府对其调控容易,一个命令下来,企业必须执行。但是民企以利益为发展指针,如果看不到足够的发展空间和利益回报,政府对其施加迁址等影响,要费不少事。如果迁往雄安的只是国企,对当地的产业链形成和城市发展来说,显然是不够的。

可行的选项,就是增强雄安新区的吸引力,给企业足够的发展空间。新区建设的第一仗,就是要稳住地价,为企业的迁入创造基础性条件。雄安新区消息一经传开,炒房客已从各地涌入。尽管雄安3县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措施,包括停售所有商品房,二手房中介全部关停等,但当地房价已开始疯涨。2016年年底全县均价为8000元每平方米,但新区政策公布之后,房价一下蹿到2万元,最高达到3.5万。尽管交易被禁止,但私下签协议的地下“黑市”还存在。房价上去了,地价会不会跟着往上蹿?如果地价蹿到一个高点,对进入企业来说,拿地建厂的第一步,就面临一个槛。所以说,地方政府必须保持定力,严守地价,为新区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这对面临高地价诱惑的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考验。

其次,要科学规划新区,高起点高标准建好新区硬件。雄安新区有较好的区位优势,地处京津保腹地,是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重要连结点,但是,这里开发程度较低,离一个高规格的新区要求来说,还是“一张白纸”,必须在交通、能源、水资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上快速补课,才能承担起企业大量进入和高水平发展的基础性要求。

再次,也许是更重要的,是要加快软件建设。作为开发程度不高的县一级城市,在公共服务提供、人才资源供给等方面,必然存在很大软件欠缺。所以,在如何引进优质教育、卫生资源,留住、吸引高素质人才等方面,必须加快节奏,让企业能在这里受益,更愿意来这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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