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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政策合力 明年目标聚焦稳经济

原作者: 王心昊 发 |原发: 时代周报

放大 缩小

“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大力提质增效”的财政政策,以及其他政策的相互配合,将成为2020年逆周期调节的关键看点。


12月13―14日,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外汇局、国资委等多部委召开会议,传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12月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中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及财政政策时,会议公报描述为“大力提质增效”,与以前“加力提效”的提法有所区别。同时,“大规模减税降费”的表述被改为“要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


而在货币政策的表述上,变化同样不少:从“松紧适度”转为“灵活适度”;同时首次提出要“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以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此次会议更关注政策如何形成合力:会议明确提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同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


“如果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其他政策之间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单兵作战’形势并不利于逆周期调节目标的实现。”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对时代周报记者指出。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也指出,流动性总量应当配合财政政策、投资、就业、产业等政策协同发力,“金融手段作为其他政策的‘后勤’,既要保证充足,又要保证适度,确保金融指标不与实际经济增长偏离过远”。


货币财政政策微调偏宽松


此次会议传达出的一个关键信息在于强调政策应对更加复杂形势时的灵活性。


事实上,此次会议所强调的“三期叠加”最早提出于2013年:含义是“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此次中央再提“三期叠加”,或许意味着中央对于经济增速下降的必然性已经有所预期。


“从2010年以来,GDP增速的持续下滑,实际上就是‘三期叠加’的结果。并且这一阶段还将持续更长的时间。”经济学家邓海清在一份研报中指出,2010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下行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必然性,是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行,通过逆周期调节政策难以根本扭转,这也是2018―2019年以来,政府稳增长力度显著弱于以往的重要原因—政府对经济下行的容忍度显著提高。


但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同时,货币政策也从“松紧适度”转向“灵活适度”。


“灵活适度”并不是新的提法:早在2016年,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就在全国两会上解释:“国务院的文件正式说法强调‘灵活适度’,也就是‘稳健的货币政策略偏宽松’。同时我们也强调,货币政策历来是需要动态调整的,是需要根据经济形势的研究判断,根据情况实时地、动态地进行调整,所以这也就是适度的含义。”


中信证券研究部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明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进一步指出,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个提法更加积极、宽松。“去年松紧适度,还是有一个紧字,从整个货币政策中性偏松的环境下,会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灵活性。”


从市场流动性来看,“灵活适度”则是 “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央行在11月多次以“小碎步”下调利率后,当月社融数据明显好于预期。


“社融、经济增速相适应、相匹配是符合稳健货币市场的整体要求的。”连平对时代周报记者指出,流动性总量将配合财政政策、投资、就业、产业等政策协同发力。“金融手段作为其他政策的‘后勤’,既要保证充足,又要保证适度,确保金融指标不与实际经济增长偏离过远”。


形成合力  实现动态平衡


综观此次会议出台政策的最终指向,其本质在于“稳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的多重目标下需求动态平衡。这意味着要“稳住”2020年,政策合理必不可少,尤其是在中国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问题的背景下,不仅需要货币与财政政策的配合,更需要这两者与其他政策的配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同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


“政策没有形成合力,关键在于银行系统在新兴产业崛起的时候没有在信用上实现同步转换。”珠三角某国有四大行地区负责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银行贷款为主导的社会信用过度依赖传统制造业,随着产能过剩类制造业陷入困境,社会信用直接切换到基建(城投)和地产,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宏观杠杆的上升。


这也是此次货币政策中着重提及“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根本原因。


“要解决融资难融资贵,关键在于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金融产品体系,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的银行体系。”连平表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解决了货币政策传导信用端流动性向实体企业引流问题,又提升了货币政策边际效用,还有效防止金融资源脱实向虚。


在这次经济工作会议上,对于杠杆率的表述,从过去的“去杠杆”进一步明确“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一定程度反映出对全社会杠杆率上升刚性化的认识,特别是在多方形成合力稳增长的背景下,合理的杠杆率更能发挥“稳”的作用。


“对于2020年的杠杆而言,政府加杠杆、企业去杠杆仍是重点。”中泰证券分析师杨畅在采访中强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压实各方责任”,意味着在政府、企业、居民三个部门中,仍将延续居民稳杠杆、政府加杠杆、企业去杠杆的主基调,现阶段专项债是地方政府加杠杆,未来中央政府仍然有能力加杠杆,完全具有托底经济增速的能力。


(编辑: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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