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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相比经济增速 更应关注结构性转变

原作者: 谢江珊 |原发: 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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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全国两会,格外引人注目。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但2018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下,中国如何制定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备受关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如何设定经济发展预期目标?如何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没有必要过度悲观,中国经济会稳步向前走。”政府工作报告发布前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强调。


黄益平将过去40年分为两个阶段:以2008年为界,分为前30年和后10年。“前30年最重要的特征是经济高速增长、结构失衡、金融体系相对比较稳定;后10年,虽说以2008年为界,但真正的减速始于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结构出现再平衡,金融风险问题成为最大的担忧,虽然目前并没有成为系统性问题,但压力仍然较大。目前中国经济仍然处于第二阶段。”黄益平进一步指出。


(时代周报:T  黄益平:H)


从经济奇迹走向常规发展


T:2018年4个季度的GDP增速分别为6.8%、6.7%、6.5%和6.4%,但你似乎是乐观派,认为“没有必要过度悲观,中国经济会稳步向前走”。为何作出这样的判断?


H:我不觉得我的看法乐观,去年经济增速下行较为明显,今年下行压力也依然存在。但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第一,经济指标并不像一些专家担心的那么严重,呈现所谓“断崖式下降”。首先,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遇到了很大挑战,有人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但新旧动能转换确实在进行之中,最近的PMI数据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佐证。中国2月官方制造业PMI为49.2%,非制造业PMI为54.3%,这说明过去传统制造业尤其是低成本基础上的制造业确实面临很多压力,但同时也表明,新经济确实在扩张;其次,虽然旧经济现在相对来说比较疲软,但经济本身到底有多疲软,可以探讨。如果市场用货运、信贷和发电量三个指标合在一起评估中国经济扩张的速度,那么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初,经济状况并没有那么糟糕,旧经济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扩张速度;最后,中国社科院的蔡舫教授研究判断,中国现在的自然失业率为5%左右。这其中更重要的结论是,从近期来看,中国的失业率并没有明显偏离自然失业率,还处于充分就业阶段,也就是说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那么糟糕。


第二,经济有周期很正常。全世界都有经济周期,经济好的时候往上走,不好的时候往下走。经济周期往上走的时候,经济就会扩张,大家都会投资,经济往下走的时候,金融条件收缩,质量比较差的项目就会被迫退出市场,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增加经济体制、提高经济质量的自然过程,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太悲观。如果总是试图用过度的宏观经济来抹平经济周期,其代价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下降。如果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不是特别大,同时保持充分就业,适度的经济波动其实很正常。当然对于任何往下的风险,还是需要高度警惕。


T:有观点认为,当前经济处于“增速换挡”的“L型”触底期,2019年中期将实现二次探底。在你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还将持续多久?“底”在什么地方?


H:第一,经济探不探底,主要看新旧动能转换是否完成。新旧动能转换完成之后,旧经济被淘汰,新经济可以支持增长,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底”到底在什么地方,在这之前,任何所谓的探底其实都是临时性的波动。过去这么多年,过几个季度就有人说马上要触底回升了,但现在增速放缓的趋势并没有明显改变。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结构性转变,然后再来讨论探底的问题;


第二,经济探不探底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只要失业率没有发生很明显的反弹,没有明显偏离自然失业率,就说明现在的增长速度基本上是合适的。


T:你总结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从经济奇迹向常规发展的阶段当中,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有四个变化值得关注:增长速度会下降,收入分配会有所改善,经济结构会变得更加平衡,产业升级会不断地加速。”能否展开谈谈这四个变化?


H:中国经济正在从过去的经济奇迹,更多地走向常规发展—常规发展也可以理解成新常态或者中高速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很自然会出现四个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同一个过程不同方面的体现。正常情况下,这四个变化会同时出现。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早期改革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市场化改革策略即“双轨制”,导致了一个很直观的变化,我自己总结为“不对称的市场化”,即产品市场基本放开,但要素市场包括资金市场、金融市场、土地市场、能源市场等,扭曲较为严重,受到很多政策干预。以金融市场为例,资金成本被明显压低,在配置上明显偏好大企业和国有企业。


于是,我们不但有经济特定发展水平时期的低成本优势,政策又在一定意义上放大了这种低成本优势,所以投资越来越强劲,出口越来越强劲,但消费变得相对的不太强劲。这样的政策体系其实夸大了对经济的激励,非常容易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所以在2008年以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30年里有年均10%的增长。但同时结构失衡问题逐渐严重,投资过度,出口占GDP的比例很高,经常项目的顺差占GDP的比例不断上升,消费呈现疲软状态。


这种特定政策导致的高速增长同时结构失衡的特殊现象,很难长期持续。现在,要素市场要市场化,一些政策扭曲在慢慢消除,尤其是劳动力市场,从过去的全面过剩转向短缺,民工工资大幅度上升,成本第一次提高了。此外,从居民向企业的变相补贴慢慢取消,意味着对投资者、出口商和生产者的激励开始相对减弱,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定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富人靠投资回报,投资回报受到挤压,而变相补贴的取消,则意味着居民收入的相对增加,收入分配有所改善,进一步支持消费。同时,投资、出口的比例不再像过去那么高,经济结构会变得更加平衡。而当经济发展、补贴取消、收入水平提高,则意味着总体成本水平不断提高,会迫使我们不断推动产业升级换代。


实现利率市场化


T: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9年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你怎么看学界对财政赤字率是否需要突破3%的争论?


H:今年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一定道理,因为去年经济增速下行,基础设施投资放缓较为明显,消费增长放缓较为明显。但注意,基础设施增长放缓有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过去一段时间在防控风险、整治地方融资平台,用政府的话说是“开前门、关后门”,把旁门左道的融资渠道先堵上,因为不规范不好监管,容易出问题。把前门打开了,就是正儿八经的财政赤字。


对财政赤字风险性的评价,国际上通常关注两个指标:财政赤字率,即赤字占GDP的比重不超过3%;债务负担率,即政府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不超过60%。我认为后一个指标更为关键,核心问题是要把握住公共债务的比例,这点要有清醒的认识。而当年的财政赤字率,如果有需要,可以一年高一年低,这取决于当年具体的经济形势,不必拘泥于3%,需要开支就先增加一些。


T:如何解决民企融资问题的讨论从去年延续至今年。最近,金融监管层还在出台支持实体经济的相关文件。在你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利率市场化,目前中国亟待建设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现在有没有到全面放开利率的时候?


H:我不知道有没有到全面放开利率的时候,但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必须要实现市场化的风险定价。简单来说,就是你有多少风险,资金成本就应该有多高,这是金融的基本规律。现在如果不能完全放开,那能不能让利率变得更灵活一些?如果不做这一条,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利率市场化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过去出台很多政策,经常采取一些行政性的措施,有其道理。以要求银行多给民营企业发放贷款、要求金融机构降低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这两个政策为例:第一项措施可以理解,毕竟大多数银行都是国有商业银行,政策要求未尝不可,但第二条就有些强人所难,民企本身风险比较高,这是天生的特点,行政性地要求金融机构降低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交易并不能持续,长期反而不利于对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因此更多还是要依靠市场。


回到主题,现在是不是有条件全面放开利率了?我也不知道。但永远不放的话,永远也不会符合条件,起码我们得慢慢往那个方向走,比如鼓励银行多给民营企业发放贷款,同时让利率更加灵活,哪些企业风险比较高,利率就可以提高一些。


T:2019年1月下旬,央行创设“央行票据互换工具(CBS)”,支持银行发行永续债补充资本金,有市场人士将其解读为中国式的量化宽松。2019年,货币政策是否将走向宽松?此举能否部分扭转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态势?


H:今年的货币政策取向十分清楚,央行有官方表述,即稳健的货币政策,而且一再强调不会是大水漫灌。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如果进一步增强,会加强逆周期调控。


目前,市场对货币宽松可能有一些预期,但我不认为央行会采取量化宽松政策。


第一,一般量化宽松的说法,有自己独特的准确定义,即在短期政策利率基本上降到零以后,再进一步扩张。目前央行所做的任何操作,将其定义为量化宽松都是不准确的;第二,今天中国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的问题,恐怕不是流动性不够、宽松与否的问题,而更多涉及金融结构改革,是如何打通宏观货币和微观融资之间通道的问题。这个经济问题,不是简单增加多少货币就能解决的,央行更关心的是,在目前情况下,如何让流动性流到企业去。所以过去一年,央行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等,核心还是想让钱更顺畅地流到实体经济中去。


杠杆增速比杠杆水平更危险


T:从2018年中到年底,去杠杆逐步调整为稳杠杆,成为宏观政策最显著的变化之一。这一转向将在2019年产生何种后续效应?


H:综合来看,今年提稳杠杆比较务实。去杠杆其实不太容易,从国际经验来看,去杠杆在两种情况下较易推进:一是采取十分果断的改革措施,淘汰一部分僵尸企业和效率较低的企业,主动作为;二是被动作为,发生金融危机,很多质量较差的企业倒闭,去杠杆达到成效。在我国目前这种情况下,去杠杆当然很重要,但强势去杠杆,一定要把杠杆率下降多少个百分点,有一定难度。当然从技术上来说也不是不可能,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发现僵尸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是73%,而正常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是51%。 所以如果把僵尸企业关掉一批,杠杆率也会下来。但关闭僵尸企业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并不容易,所以我认为去杠杆需要相对做得稳妥一些。


很多人说中国的杠杆率这么高,担心“明斯基时刻”的风险。说实话,我不是特别担心。中国经济中杠杆最高的第一是国有企业,第二是地方政府,这两个实际上都跟政府信用有关系,崩盘可能性不太大。从杠杆风险而言,杠杆的增速比杠杆的水平更加危险,杠杆快速上升的过程中,引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远远超过杠杆率已经比较高之时。


T:2019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仍是重中之重。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如何看待目前的金融监管框架?


H:过去协调得不太好,分业监管体制和混业市场经营的脱节较为严重,现在成立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金融监管框架正在不断改善。当然,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改革,过去以机构监管为主,未来可能要更多地转向审慎监管与功能监管。举个例子,为什么互联网金融造成这么大的风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之前谁发牌照谁监管,对于新的金融业务,大家都没有发牌照,就认为谁都没有责任去管,这点应该改变。理论上来说,金融监管应该实现全覆盖,不管是什么样的交易,不管是什么机构,只要做跟金融相关的业务,就应该受到监管。


下一步,从金融政策来说,需要做的是两个方面:第一,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完善监管框架。市场化的目的是提高效率,但市场化也会增加波动性,可以通过改善监管进行调整。


T:市场普遍预计基建投资将成为2019年稳增长的重要抓手,但基建投资增速已经过了高峰期,难撑全局,今年撑起中国经济的主要力量是否仍将是消费?


H:经济的主要力量,还要再看。最近一段时间,消费其实也面临非常大的压力。消费要在经济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点是有共识的,但我也不太赞同说以后就靠消费来支持经济增长了,更重要的还是消费、投资、出口之间拥有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比例。具体比例是多少,要由经济慢慢来调整,很难说出一个准确数字。关键是既要有足够的投资来积累生产资本、推动技术进步,同时也不因投资过度而造成投资收益偏低甚至大量的过剩产能。


(编辑: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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