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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原作者: 黄仁宇 |原发: 总裁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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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黄仁宇用近乎平淡的笔触分析一个皇朝从兴盛走向衰颓的原因,而这些平淡的叙述自有力量,他淡然勾勒出的人生困境,即便是对历史学不感兴趣的读者,也心有戚戚焉。


《万历十五年》中文本作者姓名前,有一[美]字,表示我现在为美国公民。这在表彰事实之余,也很符合目前需要。


因我之所谓“大历史”(macro-history)观,必须有国际性,我很希望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增进东方与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见。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即使在海外,也仍是一个容易范起是非的题目。


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得很透彻。但是现下仍有很多的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


这种误解,也待指摘。比如西方所谓“自由”及“民主”,都是抽象的观念。务必造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


英国之民主,即不可能与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国的自由也和美国的自由有差别。


现在我虽作这种论调,仍是个人见解,不足代表美国时下的趋向。以这种见解看中国,更要胸襟开阔才能容纳。所以我一方面坚信美国立国精神有伟大的正义感,只待将两者之间的差别解释明白,很多谈会即会冰释。


另一方面在中国发表文章,尤其要强调道德非万能。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interpretationofhistory人至于将道德放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容我渐次论及。


首先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效逼,才体现出来的。


我小时候读书,很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满头脑充满着传奇性的希望和想法。


抗战第二年,即辍学从军。所从的乃是国民党办的成都军校,毕业后在驻云南边境的国军十四师当过排长。


后来也去过驻印军,在郑洞国将军麾下当过参谋,曾随此公由缅甸前线去上海而入东北。也目击社孝明将军指挥作战的情形。我自己没有卷入内战,实系侥幸。乃团在东北三个月即被送来美国人陆军参谋大学。以后在东京驻日代表团随朱世明将军解职而退伍。


可是在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时代又认识了当口很多左倾名流,如作国歌的田汉先生寿昌,在我则为田伯伯。他曾告诉我年轻时无数吃苦奋斗的经过。


他的长子田海男,在我则为海南弟,也同我去成都,也同在十四师服务,也同去过日军占领的越北作过斥候,也同在驻印军工作。我也和他有过一度的竞争,所争的不是党派问题,也不是名位,而是到步兵前线作观察员的机会。


事载1944年6月12日重庆《大公报》人也真料不到,他抗战一结束,即自动加入人民解放军,对装甲兵及炮兵的训练作过实质上的贡献,又去过朝鲜前线。而当日同我们一同起居办报的廖沫按兄,则为日后三家村硕果仅存的元老。在武汉时代范长江见则是无党无派,任《大公报》记者。


他原名希天,北伐时从军,部队被打散。他曾亲自告诉我,一时贫病交迫,跳水自杀,被救后改名长江。曾几何时,他又做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负责人,以后在文革期间,在确山身故。这些事情今日回顾有如梦寐。


因为我有了这些经验,开始立场就复杂,乃不能对一般人所作的近代史的观点雷同。况且二次来美后,囊空如洗,在餐店洗碗碟,在堆践作小工。整日劳动后退居斗室,无人对谈,耳内嗡嗡有声。深感风卷云消后,我自己已入中年,自此学历史已有探询人生意义的趋向。这还不过是初步。


以后更结识了诸多的名流,遍阅诸家著作,泛游各地。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101年才可以通过。


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99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


将历史的基点准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万历十五年》已经初步采取这种作法。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


例如郑贵妃是否掩袖工谗,她到底是否国家妖孽,和今人的关系至微。明代人之所以要在这些地方做文章,可见他们道德的观念过于窄狭,技术无法开展。我的书也已给欧美学生作教本,那些教师,当然不会在考试时要求学生在试卷上说明明代衰亡乃因泰昌皇帝朱常洛,并非郑妃所生,而系恭妃王氏所出。


他们从大历史的眼光观察,应该在读我书时看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的“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


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及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


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去鸦片战争尚有253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则前后相同。


如我们今日读英人魏黎所作《中国人眼里的鸦片战争》(theopiumwarthrouzhthechineseeve)可见1840年,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


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即这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由明朝可以向后倒推到其他各朝。


现在即从明朝末年,贯穿有清268年到民国初年,也可以从潜水艇夹肉面包的基点看到: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靠科举制度做主。


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superstructure)与下层机构(infrastructure)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


因为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区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结束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这不是说整个一个世纪所有的人物,毫无贤愚得失,只是他们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大历史的着眼注重群众运动对社会上的长期贡献。


要不是有这些积极的因素,中国1980年间也仍会和1910年间一样,不可能生存至今。我这样解释历史,超过党派的分别,也超过国际的界限,即对重洋远隔的师长同学,以及在内战期间丧生的亡友灵前,才都讲得过去。


我们小时候读历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见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


现在才看得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眈。


我们今日一提到这问题,首先还没有把问题掌握清楚,就先要被质问,作者是否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


可是最近根据法国历史学家鲍德尔(fernandbraudel)考证,“资本主义”(cap-talis)这一名词还是19世纪后期的产物,而仅在20世纪内广泛使用。马克思虽称‘贺本家”(capitalists)及“资本家的时代”(capitalistera),并未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


今日我们公认为最先的资本主义思想家,实为亚当斯密(adamsmith)。他自己也不知道资本主义为何物,他著的《原富人在民国初年即在中国行销。而他在18世纪著书时仅称商业的管制办法优胜于农业的管制办法。在研究大历史的立场,这种分析方法最能表现每个国家先后发展的程序。也才不会用抽象的道德观念,抹杀了实际上技术的作用及成效。今日中国主张实事求是,我觉得更应当收集未曾被滥用的资料,将历史的基点推后好几个世纪,以原始的眼光重新检讨很多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的程序。


这样看来,以“资本主义”形态在欧洲作先锋者,实为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其中骁首则为威尼斯,这城市在大陆所占有的农业地区经济力量有限,而市内碱水也不便制造,在教皇及神圣罗马帝国(其本身不在意大利而在德奥)争权,两不相让之间,取得独立地位。其最大的方便则是地方小,内部组织简单。


13世纪之后,其全部国家有如一个大城市,也如一个大公司,所有民法即全部为商法,所以也不顾天主教的教义,建设海军,竭力经商,为欧洲最先进的国家。


继威尼斯而兴起,则为荷兰,荷兰正式国名为“尼德兰王国”(koninkrijkdernederlanden)。历史上也称thedutchrepublic,或unitednetherlands。荷兰(holland)不过为联邦内七个省之一省。


但是这个国家厂世纪初独立时,荷兰人口占全国2/3。又供应联邦经费3/4。尼德兰因抵抗西班牙政府及参加宗教革命才联合全体荷民成为独立国家。过去无统一国家及社会的经验,经济发展尤参差不齐。


显然荷兰虽工商业先进,尼德兰境内也有很多省份保持中世纪形态,为落后的农村机构。不能以同一的法律在全境施行,于是乃行联邦制,大事由联邦决定,其他各省自理。开现代国家双层政治的先河。初时荷兰还坚持它有独立外交的主权。联邦的海军也是由5个海军单位拼成。


虽然全国皈依新教的卡尔文派(calvinists),初独立时很多教徒对这派教义所谓“定命论”(predestination)者作特殊的解释,以便支持他们各别的政治活动。但尼德兰国终因对外经济的激烈竞争及本身高度经济的发展下,使其内部矛盾逐渐解除而成为世界富强国家之一。


在荷兰之后商业资本高速发展的则为英国。英吉利及苏格兰称“联合王国”,大于荷兰5倍至6倍之间。我们今日看来面积小,在18世纪之前的欧洲则为大国,也有坚强的农业基础。这国家商业组织没有展开之前,常为各先进国家掣肘。


如银行业,即为意大利人垄断,以后保险业也为荷兰人操纵。意大利人在伦敦的市街称为仑巴德街(lombardstreet)他们也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输出以羊毛为主。意大利人即先垫款于畜牧的农村,将羊毛预先收买,又掌握其海外市场。


我极想向中国读者提及的,则是对中国的大历史而言,英国1689年的经验,深足借镜。这年代之前,英国为一个“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mathematicallyunmanagea’le),法律即有不同的见解,法庭也有三四种不同的种类。


所谓普通法(commonlaw)者,乃中世纪遗物,绝对的尊重成例,凡以前没有做的事都不能做;对地产注重使用权。对所有权倒弄不清楚;缺乏适当的辞章,足以解释动产的继承权;不动产的押当,也不符合社会需现款的情况,也没有将地租按时价调整的办法;农作物只能推销于本地,限于历史上有基础的市场。其他如组织公司,宣告破产等全未提及。简言之,这种法律以旧时代的习惯作倚衬,无意改革。


一到17世纪初期,大批白银由西半球输入,物价陡涨,英国内地也受国际贸易及国际战争的影响,整个社会动摇。地主则不能保持自己的产业,商人则不愿付额外之税,皇室则因军备增加而无法筹切,一般贫民及小市民也为生活所通,有时感情冲动。宗教上教义中抽象之处更给他们火上加油,其所谓君权、民权的争执,两方都有理由,其困难之处则是问题的范围已经超过成例。


1689年不流血的革命之后,即无此征象。


以前的问题掀动了半个世纪,到此渐渐销声敛迹。宗教之派别的冲突也好像被遗忘了。其中最大关键,则是兵戈扰攘之后,农村组织已有变化。英国17世纪,当然谈不上平均地权,所改革的是内部规律化。


以前他主不知道自己产业在何处,种田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贷户还是半个业主的糊涂情形也慢慢地被肃清。以前地界不明的情形至此渐渐规律化。而普通法的法庭能接受公平法(equity)也是一种进步的征象。公平法本身非法律,而不过是一种法律观念,等于习俗所说“照天理良心力、事”。在英国初行时,只限于英是所控制的若干法庭,有额外开恩之急。


17世纪中叶后,普通法的法庭处于时势的需要,对这种观念让步一二,也是逼于事实。结果是积少成多,妥协的办法也认为成树。1689年革命后,普通法的法庭,更受首席法官的指示。以后与商人有关的案子,照商业习惯办理。这样一来,英国的内地及滨海、农村与工商业中心距离缩短,资金对究实物经济变为金融经济,可以交换的条件增多,分工较前繁复,所以整个国家可以以数目字管理。同时英国传统上又有司法独立及议会政治的沿革。这样一来,其高层机构及低层之间可以以最灵活的商业原则作联系。一时控制经济力量之雄厚及其效率之高大,世无其匹。大英帝国因之称霸世界到好几个世纪。


所以,商业资本作国家组织的基础,都是由小而大,从没有农业根底的国家逐渐传播到小有农业基础的国家,而更波及农业基础甚高的国家。由易至难都有历史上一定的法则。这程序今日不容易看清,因为美国及日本已经发生过两个例外的情形。


美国独立时,已距英国的1689年革命87年。所以一开始,法律上就没有农业社会和工商业社会的隔阂,又能够以新社会的组织在一个空旷地区上展开,其人口也随着领域扩大而增加。迟1862年国会通过‘咱耕农屋地法案”(homesteadact)还能够让普通公民以最廉价购买耕地160英亩,等于明买暗送。这种情形实为特殊但是还是因为南北社会组织不同,发生内战,经过四年之久。此外又因为银行、货币,联邦内之商业、工会组织,防止独霸市场筹谋劳工福利及退休金等等情事,发生很多争执。美国的好处是这些问题在国富继续增进的情形下容易用数目字的方式解决。这样一来,美国政治社会经济都有它的特色,不能以“资本主义”四个字轻率代表,更不能用他表彰的民主与自由当作是资本主义之所赐予。前面轻轻提及每一个国家所标榜的道德观念,都要透过他的历史地理才行得通,这在美国的情形为尤然。


传统日本好像很受中国儒学家说及佛教的影响,但是因为他国家地处重洋,对外安全,无须中央集权,与中国的结构相差至大。它在德川幕府的末期,国内组织已经商业化。


例如各大名都有替他们在城市里贩卖农作物的“藏元”,所谓“回船”也等于定期航线,也有他们互相保险的办法。商会的组织则称“诸仲问”,批发商则称“间屋”。


明治维新只要给它加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则所有商业管制的办法都行得通。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况且明治维新专注重工商业的发达,将农民的生活置诸脑后,一般学者都认为这是第二次大战以前日本政局受“军阀”及“财阀”互相垄断的主因。这农村问题还要等到战后,在麦克阿瑟的政令下解失所以也不是没有付出严重的代价。


从以上情形观察,以中国历史一百年或两百年的立场作基点,不能和世界历史衔合。如果要坚持短期历史的观点,则不仅威斯件及(respighi)的音乐不能听,即孔子的仁民爱物也是反动。假使我们把中西历史都推后三五百年,才可以看到,因为世界工商业技术的退步,所有国家都要从以前闭关自守的形势,将社会生活方法作彻底的改造,以期适应新的世界金融经济,中外无可避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以“市民特权”(municipalfranchise)为基点,和日本的六名政权,授权于藏元的情形类似,所以改造比较容易。


中国立国向来以贫农及小自耕农的经济立场作基础,农村内部复杂的情形不可爬梳。所以要经过很多流血惨剧,才能造成可以在数目字管理的形势。据我揣测,只能用这样的解释,才能渐渐促使当日曾受内战影响的两方同胞,今日处于台湾海峡两岸客观的接受。


这样解释历史,和很多人所说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相近。粗看起来好像应该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不能发生,伦理道德没有真实的意义,再强调说优胜劣败,“力量即是正义”(mightisright),但是这种社会天演论(socialdarwinism),乃前世纪遗物,也不是我读书的经验。


《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


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


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今日全世界处于原子武器的威胁下,我们讲学不得不特别谨慎。


道德虽高于法律及技术,但是要提出作争论的根据时,则要在法律及技术之后提出。不能经常提出,也不能在细微末节内提出。


人世间很多残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这篇文章以发扬积极性的精神为主,也用不着再一举例驳正。


我这几十年在海外得到的一个重要经验,则是西方文化有一个重要长处,即是在犹太教及基督教传统里面承认人类有经常做错事的根源,其称为(originalsin),也不能说它就是‘性恶论”,和儒家的“性善说’路反。孔子说:“观过,斯知仁旯”孟子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


也都是不待外间逼迫,自己承认过失。有这种认错的精神,也就表示人类有向善的趋向。这中外共通之点,我觉得今日很可以做广义道德观念的基础,也可以做世界历史的中心思想。狭义的道德观念基于狭义的宇宙观,就是武断地说出世界的根源如是,它的结局也必如是。


我们的道德观念,都有突出环境,创造新环境的征象。可是我们又无法脱离站住脚跟的基点。况且我们自己也有继续做错事的根性。这根性以向内的箭头表示之。所以我们所走的路线也只能在内外之间,亦即希望与现实之中的弧形路线,半出于我们的志愿,半由于其他条件推演而成。只是因为今日科技发展之故,旅行于弧线形的速率越来越快。我们只好把向外的箭头画长。这也是本文的宗旨,所以不惮再三解说,要把道德的范畴放得远大,历史观点代表人生哲学,不能受短时间的政策所掩蔽,尤其不能闭户造车,不顾外间情势的单独决定。


我个人方面,不但希望中国与西方各国家有这样的联系,也仍希望把中国历史开诚布公的写好,可以促进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了解。


据中猜想,今日很多国家外间称之为独裁或极权,其实其内部都还有很多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原因,历史家虽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从侧面分析,至少可以逐渐窥测这些问题的真貌。我因为有了这些宏愿,才胆敢自称为大历史观。“登高自卑”,《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书名中译则为《无关紧要的一五八七年》,也可以说是实行愚志的第一步。


(编辑:钱馨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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